|
（一） （旁白）黑龙江省东部的海林县，是三百多年前清廷流放人犯的宁古塔所在地。据不完全统计，自清顺治以来，由获罪而被流放到宁古塔的著名人士有二、三十人。传说，清文学评论家金圣叹被处死后其妻流放于此，吕留良的孙子也被遣戍至此。流人中官职最高的是明崇祯兵部尚书张缙彦、原广西巡抚陈洪明、曾当过御史的李棠等。流人中还有一批举人、贡生、进士等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名气最大的是被誉为"江左三凤"之一的吴门诗人吴兆骞。 我，吴兆骞，字汉槎，苏州吴江人。七岁始读书，九岁便写出了数千字的《胆赋》。青年时期即名声大振。当时人们把我和陈其年、彭师度并称为"江左三凤"。顺治十四年（1657年），我乡试中举，这本是一件喜事。但不久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南闱科场案"，主考官被处死，我的同伴们都受到牵连。我也"为仇家所中"，遭人陷害，含冤下狱。然而朝廷查来查去的结论竟是"审无情弊"，但我仍被发配到极边之地宁古塔。我到宁古塔后身无分文，囊空如洗。冬天，常常就只能独坐柴门用斧头敲碎冰块煮稗，聊以度日。 6年后，我的妻子葛采真从吴江辗转数千里来到宁古塔。妻子携来二三婢仆，并小有资斧，使我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当时宁古塔“昂邦章京”巴海，聘请我为衙门书记兼家庭教师，给他的两个儿子授读。巴海礼贤下士，十分尊重我，“待师之礼甚隆，馆金三十两”，冬天还赠裘衣以御风寒。这对长期没有任何收入的我来说，不啻雪中送炭。 在我被流放前，曾于京师结交了一些好友，遣戍宁古塔后，他们为我的获释而四处奔走，其中最积极的是顾梁汾。我与他私交甚厚，情同手足。他在京师千佛寺写了一首著名的词《金缕曲》，以词代书寄给远在边疆的我。我至今记得词是这样的： “季子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湿牛衣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薄命，更不知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梁汾的这首《金缕曲》，被纳兰性德读到了，他被真情所感动，当即告知其父内阁大学士明珠，要求设法营救我南归。在明珠的帮助和影响下，我的旧友凑足了二千两银子，以求赎归。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我终于接到了还乡诏，命运之舟忽然把我带进了柳暗花明的境地。次年年底，我带着在东北边陲23载的风霜回到了京师。再拜见过旧友后，我旋即返归吴江故里，并筑屋三间，命名为“归来草堂”，聊以栖身。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我复去京师，可我已经疾病缠身，难在有所作为。 如今，我躺在京师的旅寓的病榻上，回想自己的一生，自己的抱负，自己的满腹经纶，自己光宗耀祖的梦想，都在那场“南闱科举案”中灰飞烟灭了。我究竟做了什么？我只是维护了自己作为一个读书人的尊严（因愤感朝廷兵押廷试而交了白卷）。可结果却被朝廷与那些真正舞弊之人混为一谈，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不明白，也没时间明白了┅┅ （旁白）吴兆骞流放宁古塔23年。一生著有诗集《秋茄集》8卷、《归来草堂尺牍》1卷以及与友人合编的《名家绝句钞》6卷，还有部分著作现已失传。《秋茄集》是吴兆骞的代表作，在这本诗集中，有对故乡景物的深切怀念；有对东北边陲壮丽河山的描绘；有对含冤忍辱悲愤之情的宣泄；还有表达抗击外敌入侵的爱国豪情。“苍茫大碛旌旗引，属国壶浆夹马迎。料知寇兵鸟兽散，何须转斗摧连营”，正是抒发了这位爱国诗人抗击沙俄武装入侵的慷慨之情。 被遣戍宁古塔的流人，能生还的极少，大部分都客死该地，吴兆骞总算是这场大悲剧中的幸运儿。但是，这样一个英才却最终被封建科举的重担压垮了，留下了一坯黄土，一缕长叹。如今，站在宁古塔历史的废墟上，见到的只是斜阳古道，衰草荒烟，耳边仿佛仍然响起流那血泪的呻吟和绝望的呐喊。 （二） （旁白）查慎行原名嗣琏，字夏重，后因《长生殿》案牵连改名慎行。康熙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后厌倦仕途，归田家居，赋闲作诗，著有《敬业堂诗集》等著作，是清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查嗣庭乃查慎行弟弟，官至礼部侍郎。 我，查慎行，在从狱中回家的路上，想到了我的弟弟查嗣庭，对于他和那件荒唐的案子，我必须说点什么，不然恐怕以后就没机会了：雍正四年，他主持江西乡试，出了一道试题：“维民所止”。这本是出自《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意思是说，国家广大的土地，都是百姓所居住的，含有爱护人民，恭崇圣德之意。本是无可厚非的啊！他也是希望通过此次乡试让更多有才德的人为朝廷所用。没想到有些人（其中包括一些有权势撑腰却无真才实学的生员）在当今圣上面前报告，说“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掉了头，暗示要砍掉皇帝的头！这下皇上勃然大怒，下令逮捕我弟弟，查抄他的诗文笔记，钦定“大逆不道”之罪。嗣庭在狱中病死后，还被戳尸枭首。作为他的亲属均被株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我也被定为“家长失教罪”，囚禁了一年。最可怜的是我那侄女，她本是大家闺秀，知书识礼，原应许配个好人家，没料到这么一来，流放宁古塔，倒与那吴生命运相同，唉，造化弄人啊！ （旁白）清朝一方面大兴科举，选拔封建王朝的忠实走狗，另一方面又施行文化专制政策，用严酷的文忌文网禁锢思想，用血腥的屠杀手段控制文化，使知识分子动辄得咎，无所适从。为免触犯禁忌，罹罪惹祸，他们纷纷采取逃避现实的态度，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烦琐的考据工作，闭眼不看现实，闭口不议朝政，甚至不敢动笔撰写历史著作。正如当时人所描述的：“今人之文，一涉笔惟恐触碍于天下国家，……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阳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李祖陶：《迈堂文略·与杨蓉诸明府书》）。直到19世纪初，清政府放宽文网之后，许多知识分子仍心存余悸，如龚自珍所说的那样：“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现实，知识分子的思想被窒息，聪明才智也被扼杀，从而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封建科举制度在历经了产生、发展、兴盛之后，已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严重束缚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和对知识的合理追求。但于当时当世之人而言，他们不可能明白科举制度的真正恶瘤在于整个封建制度，即便是写出了《儒林外史》的吴敬梓也无法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其根源，时代的局限再所难免。 [ 本帖最后由 着我青衣永飘零 于 2008-9-22 22:05 编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