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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和南明小朝廷的苟且偷生，诞生了一批传奇戏剧理论家和实践家。由于所处的时期、环境和个人素质的差异，作家在戏剧创作的过程中多少会受其影响并将之不自觉地表现出来，这一点在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显现得尤为明显。本文将通过《燕子笺》和《一捧雪》的思想内容上的对比来简单谈一谈这个问题。 《燕子笺》的作者阮大铖是明末南明小朝廷里臭名昭著的政治人物，政治品质低劣，为当时的进步人士（复社）所不齿。但是，也正是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和财力，使他能够从事戏剧创作并付诸于实践。为了便于演出，他在创作中善于制造戏剧效果，在文辞上又不肯粗疏，也能获得一些韵味；而私蓄戏班易于投诸排演以校正，使戏剧创作与戏剧演出融为一体。明代文学家张岱虽不满其人品，但对他家里演出的戏却作了公允的评价。张岱《陶庵梦忆》里有一节写阮圆海（即阮大铖）家里的戏剧活动：“阮圆海家优，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鲁莽者又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穿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意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至于《十错认》之龙灯，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戏，《燕子笺》之飞燕，之舞象，之波斯进宝，纸扎装束，无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净。其所编诸剧，骂世十七，解嘲十三，多诋毁东林，辩宥魏党，为士君子所唾弃。故其传奇，不之著焉。如就戏论，则亦簇簇能新，不落窠臼者也。” 张岱对阮大铖的人品和戏剧活动作了基本公正的分析，但我认为他对阮大铖在戏剧表现形式尤其是思想内容上的评价欠妥。阮大铖的戏剧代表作是《燕子笺》，孔尚任在《桃花扇》第四出“侦戏”中还特意描写过《燕子笺》初演之时所获盛赞的景象。《燕子笺》故事，大体讲的是书生霍都梁热恋着妓女华行云，自绘了一幅两人嬉戏的图画，不料被裱画店换错落到了官家小姐邓飞云手里。邓飞云惊奇地发现，画中的姑娘与自己很像，因而就被画中的欢爱景象所激动，随手在画上题了一首词。刚刚题毕，一只精灵的燕子就把画衔走了，不久画又回到了霍都梁手中。此时恰遇战难，霍都梁剿贼有功，升为节度，又中得状元，有两个大官的义女都要嫁给他。到头来一看，原来一个正是邓飞云，一个正是华行云。于是，邓飞云被封诰为节度夫人，华行云被封诰为状元安人，两全其美。我认为这个戏的弊病，不在于燕子衔画传情的精巧设计（就明代传奇戏剧而言，精巧设计、大胆想像，都不足为奇）。有关燕子的设计不仅可行的，而且还颇有文彩。问题在于《燕子笺》思想内容上的整体性“贫血”。汤显祖在设计奇险情节背后蕴藏着深厚的思想力量和情感内涵，而阮大铖则空乏得很，用奇巧情节掩盖着一种平庸、低俗、没落的思想感情。所谓曲折的爱情，最后竟落入了两个女子争地位高下的不堪局面之中。以“花冠一样高，霞帔随身量，两段‘云’好打一段想”来协调，让人看了极不受用。这些未尝不是他平日浮华奢靡的生活的影印。 清初的戏剧家，大多是刚毅之士，对阮大铖之类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李玉、朱素臣、朱佐朝、张大复等戏剧家，都是苏州人，被称为“吴门戏剧家”。苏州旖旎的风光没有给他们的创作染上纤弱的弊病；相反，时势的艰辛，南方抗清志士的不屈豪气，清兵南下时在江南留下的血污，给他们的创作带来了雄健惨壮的基调。 李玉作为其中的代表，其代表作除《清忠谱》外，还有《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等。其中《一捧雪》是继《鸣凤记》之后又一部直接抨击明代奸臣严世蕃的作品，历来盛演不衰，至今犹然。“一捧雪”是一只玉杯的名字，严世蕃为了抢到它，先向原主人莫怀古强索，未成，竟要把莫怀古杀掉；莫怀古的仆人莫诚愿意冒名顶替，代主人一死，以自己的生命换得了莫怀古的逃脱；严世蕃的幕客汤勤发觉死者不是莫怀古，正待追究，莫怀古的一个美貌侍妾雪艳愿意与汤勤结婚，在成婚之夜刺杀了汤勤并自杀。虽然最后严世蕃的权势溃败了，莫怀古家也重新复苏，但仅仅是为了一只玉杯却失去了两条忠诚于莫家的人命。这一切构成了对严世蕃、汤勤为代表的明代黑暗政治势力的强烈争抗，凸现了“忠义”二字，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留存着一脉正气，而这种思想在《燕子笺》中是不可能找到的。 从对比中可以看出，在时代大背景下，个人所处的小环境的不同和其自身素质的高低对戏剧的创作有着不容忽视的深刻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