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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被誉为才女，家庭背景高大尚，颇能代表清末明初一大批官二代，富二代，海外留学，接受洋派新思想，回国之后不能容忍旧社会的落后，但骨子里又实在没有接受西方思想确实洗礼的条件。毕竟出国的时候，已经不是小孩了，年纪颇大，旧思想是扎了根的。 这在女性身上表现的极为鲜明，又或者说旧时代对女性的压制实在和新时代的理念相差过于悬殊。张爱玲的母亲其实已经走在了女儿的前面，清末第一个提出离婚的女性。要能完成这个动作，不光是这位母亲必须有机会暴露在西方思想的熏陶下，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有钱。张爱玲的母亲能长期无忧无虑的生活在海外，追求“自由”生活，靠的还是家里传下里的古董，资产。其实这些名门淑女，天之骄子的真正必备条件就是“财务自由”。家里有钱才能送她们出去接受新思想，才有了她们回来反抗旧时代，做新时代的楷模，成为后来觉醒的中国人心目中的偶像，才女和大师。 回到张爱玲的作品上，《倾城之恋》描述了一个离婚接近中年的女人，为了后半生的幸福和长期饭票，堵上一切，离开上海，远赴香港，勾搭一位富有的花花公子的故事。所谓倾城，可不是一笑倾城，而是倾其一切的人生豪赌。离婚后，钱被亲人骗光，年纪大了不被旧社会接受，自己也慢慢感到了生活的压力，这种感觉，张爱玲在书的开头描写的极为细致，感同身受。这点好理解，确实张爱玲的家庭和生活环境就是那样的。现代人都认为张的作品天才，超越时代，其实应该说是张那批清末贵族后裔，确实过的日子就是比平民超前。普通人接触不到西方留学，门当户对的贵族婚配，再加上之后的战乱，共产主义的开时代倒车，破坏民国时期的新思想，直到现在，可能普通人才能过上与张那时相当的生活。这种女人追求自由，婚姻幸福的主题才会获得很多现代人的共鸣和崇拜。 不过张爱玲，或者说民国那个时代的精英，大师，还并没有足以真正摆脱时空，留下永恒的不变经典。张爱玲式的“永恒性”，“领先性”，“超越性”，更多的基于大多数中国人的时代“滞后性”。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面种种对男人的“本质分析”也常常被现代女性津津乐道，好似开启了了解男人，控制男人的新世界大门。张爱玲是颇具女性标签的，其实女性作家，多多少少都会被贴上女性标签。一方面，她们确实站在女性的角度和立场，丰富了文学的表达性，展现了女性特有的魅力。另一方面，她们又拘泥于女性立场，无法达到男性立场上所谓的“宽度”和“深度”。这其实和男女关系很有讲究。以张爱玲举例，她就算再接受新时代的“独立女性”教育，其实骨子里还是无法摆脱女人对男人的依赖的。所谓真正的女性人格独立，即便放在现代，也没有多少女人能真正理解和实践。女人追求的个体自由，无非是选择伴侣的自由，依赖男人的正当性，以及选择男人的自己的独立眼光。很少有女人认为自己的独立和男人是无关的，如果有可靠的男人，她们的首选当然是可靠的男人。而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正在于男人只能依靠自己。 《倾城之恋》的白流苏，真是非常能代表中年求嫁女性的想法。她知道自己没有才貌上的优势，可能有的身材资本也在走下坡路，离过婚，又丢了最后的钱财，和身边女性的竞争优势也许就是人生经验和较新式的思想。有钱的花花公子呢，也是玩够了，找不到更合适的人了，碰巧又赶上了战争爆发，两个人也就顺势结婚了。这样的“对等”，“时机”，恐怕是现代婚姻的模板，有着大同小异的微妙感。而把这种关系惟妙惟肖的写出来，则是张爱玲的才华，也只有处于她那种位置和生活环境，能接触到这些，能接受自由教育，才能顺理成章的写出来。这是不是“天才”，我看时代的因素占了主要。 同样的情况在新中国刚开放时也有很多，比如高晓松。同样的深厚家庭背景，比之普通人更早的接触刚开放的西方世界，一大批所谓北方摇滚的“开创”人物，其实他们的作品，对于很早就能通过日本，台湾，香港这条通路，多多少少接触西方音乐的南方沿海开放城市来说，并不算什么，甚至有些半吊子的“土”，“旧”。脱不了北方人骨子里的土气，官气，甚至军队气息。 他们只能说是因为时代的先手，而暂时领先普通人，但是她们的作品，远远没有达到超越时空的经典级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