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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五溪蛮 野夫先生的长篇小说《国镇》于去年岁杪在法国巴黎出版，可喜可贺。 从创作到付梓，我是这本书的全程见证者。2012 年暮春，野夫先生受荷兰文学基金会之邀，赴阿姆斯特丹任驻会作家。成行之日，我送先生去北京首都机场，途中问及旅欧的写作计划，他说出盘桓心间多年的愿望：希望以故乡小镇为原型背景，创作一部反思历史的长篇小说。彼时琐事与应酬缠身，恰好利用在荷的闭关时间，将多年思构落于笔端。 韶华流水，倏忽就是七年！这七年间，每随先生聚游，我们必谈此书。在京华客寓的樽边醉余，在利川山居的围炉茶话，在澳门海滩的临风听涛，在姑苏汾湖的秉烛对坐，我亲见他的坚持与沉浸，也得见其中的踯躅与彷徨，更窥见他因尘封往事的反刍而带来的巨大心灵哀痛和精神煎熬。 穷七载之文功，跨欧亚之颠沛，可谓呕心沥血。虽中途有两三篇试读样章流出，但得益于时差之便，我算是这部二十余万字荦著的第一位读者：2019 年深秋，全书第一稿竣笔当晚我便拿到书稿，自次日清晨开始阅读，四日细细读毕，痴醒笑泪，可谓历史与故乡的双重淘洗。 然后是曲折的出版过程，因为周知的原因，此书自难在境内刊行。墙内开花墙外香，又是一年多的迂回往返，这部起笔于欧洲的小说终究在欧洲出版，似宿命般要将一段遥远土家边镇的痛史陈迹于人类文明的展廊。 一、人物纪传与生活史 长篇小说《国镇》（巴黎太平洋通出版社，2020 年 12 月版）以 1960 年代鄂西南一个名为国镇的土家族聚居边镇为背景，以人物群像的刻画和群体运动的演进，讲述小镇被裹挟进入“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的过程。 《国镇》全书分为 44 章，共 20 余万字。如果以第 27 章《六月风暴》为分界点，大致可以分为上下两部分。 从序言到第 26 章，是以纪传体裁书写的人物群像，展现了国镇二十余位代表人物的生平故事。他们或是古风高义的土家乡民、或是畎亩求生的小镇畸人、或是新旧震荡的山区后生、或是雷霆万钧的政权代表，各有沟壑隐秘，各有悲喜恩仇，以犬牙交错、唇齿相依的生活组成国镇生态。 前半部分这样的结构布局，类似美国作家舍伍德·安德森的短篇小说集《小镇畸人》。俄亥俄州的闭塞小镇温士堡，二十余位小镇居民幻灭与畸变的故事，以松散又连贯的篇章结构，用年轻记者乔治·威拉德的视角串联起来。但是《国镇》又不满足于这样的简单尝试，如果说《小镇畸人》是乔治·威拉德这一根线索串起来的珍珠项链，那么《国镇》则更像是环环相扣的铁链，无须串场人的链接，不同人物自身的故事因为“国镇”这一叙事场域而天然建立关系，交互作用，推动故事向前。 人物纪传著史，是中国古代悠久的写作传统。经历先秦的萌芽发展，自西汉司马迁编纂《史记》开始，这一写作形式就成熟确立。其后，班固断代为史著《汉书》，以“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撰述宗旨，正是继承了《史记》的传统。无疑，野夫先生是深受这一传统的浸洇与影响的。他曾回忆，在无数个孤耿难浇之夜，读《史记》与《汉书》下酒，将这些浩荡古风都点滴化入自己的血脉（见 2005 年 8 月 5 日《新京报》专访）。而最终，一切落笔于国镇，借由这一古老的文学形式来承载最底层的苦难与挣扎。 但是，区别于《史记》《汉书》的传统，《国镇》中的纪传书写又在尝试开拓新的路径。熟悉作者的读者都知道，他过往的作品不仅限于小说、散文、诗歌的创作，还有很大部分的社会调查报告。这些报告立足于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大到救灾应急，小到村庄分水，对文化、制度、历史等有系统的书写和反思，其中的代表作是《大地呻吟：中国基层政权运作现况的观察与思 考》（南方家园出版社，2013 年 11 月版）。因此，《国镇》探索的个体生命，发挥了作者的知识背景与方法优势，在人类学意义上更多像是探析“生命意义”的“人生史”，以此反抗作为社会运动的“文革”对个体的“全权监控”，反抗轻而易举却价同尘芥的“生命政治”。不一样的人物纪传，从不同方向剑指最后关键事件，形成了“群山万壑赴荆门”般的叙事张力，最终落脚于“分明怨恨曲中论”的核心议题，极大地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和期待意义。 从第 27 章到终章，是集中描述文革事件的“生活史”，之前的人物全部参与其中。这部分才是《国镇》的精彩所在，高潮迭起，剑拔弩张，丰满有力。从“六月风暴”中国镇的三只大喇叭传达精神开始，国镇进入狂热的运动之中。所有的人物被动员或裹挟，边镇喧嚣，血色染河，此消彼长，斗争不止，然后一切燃烧与沸腾之后，再次归于寂静，如同书中写道“太阳照常升起。晨雾稀释了那血色的光芒，空气里涌动着河流的腥味。鸡飞狗跳的画面一去无迹，整个国镇仿佛一夜死去，没有任何人烟尘氛的迹象。” 《国镇》对于历史经验与集体记忆的处理，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会让人联想到切斯瓦夫·米沃什的《米沃什词典：一部 20 世纪的回忆录》，二者都以抽离的形式为历史的群体和事件登记造册。书中所记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在同一个巨大网络中“发生”，相互阐释，相互依赖，并与时代的真实伤痛相关联，最终成章化为历史的注脚。 个人纪传与社会事件的涌动，在本书中形成一种特定的关系。社会压迫并影响着个体，但并非完全决定力量；个体又未能表现绝对的自由意志，而是融合在“国镇”这一社会形态中相互创造、相互限定。在国镇中，个人与社会没有二元对立，也不存在清晰的边界，乡民个体所对应的国镇社会，更像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家国天下”这样一个超乎社会的互生、互克、互联的大一统体系，家国命运亦被完全地意涵在个体生命历程之中。 正因为此，作者自己曾说，《国镇》的写作也许是复调小说。那么，我理解的《国镇》多声部，正是不同群体在同一历史事件之中的交互表达，在人物铺设时像是赋格，在事件推进时则像卡农。而整个《国镇》像理查德·瓦格纳的歌剧，不同故事都有对应的音乐材料，草蛇灰线，归于一处，如同《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中最著名的爱之死咏叹调，酝酿良久的恣意迸发，却早已在前奏曲中埋下伏笔，将人物情感命运一一呼应与解答。 二、故土经验与叙事场域 野夫先生于 1962 年仲夏诞生于鄂西利川县（1986 年撤县建市）的汪营镇，在此度过整个童年与少年时代。这是一处土家族聚居的边镇，今日由镇街往西二十分钟车程便可跨入重庆境内，长江在湖北境内的第二大支流清江即肇源于汪营山间。此处山清水秀、老街温馨、民风淳朴，《国镇》作为一个虚构的武陵山区小镇，其原型是汪营镇无疑。小说中对于国镇的地形街貌描写，对标志性人物的集中塑造，以及方言俚语、生活习俗、甚或文化生态的呈现，都与现实中的汪营镇相差无几，更与作者本人的真实生活经历暗合。 我去过很多次汪营，今日游观是一派安宁祥和景象，难以想象如《国镇》所描写那般，数十年前发生在这些寻常巷陌间的诸多血泪往事。假想没有历史洪流的卷挟，可能这个小镇有点像米沃什在立陶宛维尔诺的故乡小镇，小桥流水，隔篱看花，“有一种纵容的无政府状态，一种使激烈争吵停息的幽默，一种自然有机的群体感，一种对任何集权的不信任”。这些夹杂温情和痛楚的记忆，早年间在《童年的吊脚楼与邻居》等文章中多有记述，而今已经成为野夫先生的情感胎记，渗透在《国镇》的字里行间，如影随形，绝难漫漶。 但是，“国镇”绝对不完全等同于汪营镇。小说中，另外糅合了作者其他生活经验的人物与故事，据我确知的，就另有利川城关（都亭镇）、利川忠路镇等地的原型。更为重要的解读是，作为一个虚构的时空概念，国镇是无数个中国小镇的代名词，以诸多同质的普通小镇为原型，在独特个性的故事肌理中却殊途同归地展现小镇的共同命运，镇就是国，国即是镇。也许，将《国镇》的故事放在同时代不同的中国小镇，都是恰适或贴切的。 解佩源深逢旧地，飞花句满在前生。虽有精神价值的普适性，但作者依然凭借丰富的故土经验，将故事处理得熟稔而丰满，而且自成风格。在《国镇》中，驱蛇成阵的朱叫花、抄令起舞的覃端公、吃茶断义的牟幺幺、口嚼斯文的周神仙、行脚赶尸的邝爹爹、圣洁博爱的段嬷嬷……满堂边镇遗老、土家乡民，呈奉了精彩迭现的峥嵘故事。这些人物和故事，最终聚合为国镇的生态，在特定的历史背景里，构筑了作者文学母题的精神乡土。这样的微观镜像饶有意趣，好比在文学的课堂上以社会史的手法抽丝剥茧，层层递进，恰如史学大家布罗代尔所说：“个人规模的历史本质上是极端敏感的，最轻微的脚步也会使它所有的测量仪器警觉起来。这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为富人情味、也是最危险的历史。” 许多一流的写作者，都致力于建构属于自我的叙事场域。马尔克斯的马孔多小镇、福克纳的帕塔法镇、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爱丽丝·门罗的休伦小镇、鲁迅的未庄、沈从文的湘西，不胜枚举。叙事场域作为贯穿创作理念的始发地和落脚点，承载作家本人的创作理念与价值探求，与小说本身的地缘叙事并非同一码事。国镇在内涵与外延上都是远远大于汪营镇的现实囿限的。如同高密东北乡一样，地处一望无际的平原，并没有莫言笔下的悬崖大河，也没有漫野的红高粱，以原乡想象幻化出来的抽象文学王国，容纳的是人类共同情感与命运。 因此，通过《国镇》的书写，拥有四十余年写作生涯的野夫先生真正完成了自己叙事场域的建构。之前的他也曾集中篇幅书写故乡人事，更有多篇流布人间、足堪传世，本已是斫轮老手。但是到了《国镇》，他建立起了更系统性、结构性、层次性的闭合王国，真正以完整的文学场来承载自己文学母题的外化表达。国镇，这一虚构的时空概念，必将由此孕育更多的文学作品。 作者在此建立的叙事场域，又与皮埃尔·布迪厄所论述的“文学场域”有微妙的区别和千丝万缕的连接。布迪厄认为，场域结构可以被视为一个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他们在竞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而“国镇”这一叙事场域限于文本内部，一方面印证着“文学场域”受制于社会条件与状态而生成的肌理与结果，另一方面，国镇内部的人物故事又成为“场域”中网络与构型关系的绝佳印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