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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林则徐，真实的中国 芦笛 国内网人亦忱先生提出，林则徐不是民族英雄而是罪人。文章颇长，语气也很激烈，可惜全无一语说在点子上。他的理由似乎是当时的英国领事义律是禁烟派，对鸦片贸易深恶痛绝，林则徐本来可以通过与之合作禁烟，却擅启边衅，挑起了鸦片战争。因此，林不是英雄是罪人。 此外还有许多理由，但我觉得没有转述必要。作者不但对古人的内心世界缺乏了解，将古人“现代化”，以现代标准去裁判之，而且连基本史实都没搞清楚。例如他指责： “道光皇帝已经于1月27日诏告中外，义正词严地对英国宣战了。……道光皇帝对英国宣战，军事冲突升级为两国战争。” 但据蒋延黻的《琦善与鸦片战争》： “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 其实亦忱先生若看过蒋延黻的《中国近代史纲》，也就不必费神写那篇招来无量辱骂的大作了。两者的史识相差太远，有了蒋评之后，实不必再画蛇添足，所谓“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头”。 话虽如此，窃不自量，仍觉蒋评或有可以补足之处，何况现代人不知道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境界与生活方式是什么。没有足够的背景知识，似不能理解蒋用浅近白话写成的大著，因为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 忠臣与奸臣 所谓忠臣，乃是真正忠于皇帝的臣子，而所谓奸臣，就是蒙蔽欺骗皇帝、“逢君之恶”的臣子。前者是好人，后者是坏人，前者就是圣人褒奖的“君子”，后者就是圣人谴责的“小人”，两者分界如刀砍斧凿一般分明。 此外还有若干附带涵义：忠臣必须是清官，而奸臣必然是贪官。宋朝以后，似乎这忠奸之分又扩大到了和战问题上，主战者是忠臣，主和者是奸臣，划分同样是一目了然。 这就是古人的是非判别标准，表面上简单明了，其实很模糊，不但有时很难操作，而且会引出灾难性后果。 划定忠臣的第一个标准就是如此。忠臣的判定，主要是看臣子在皇帝背离了儒教原则（天理），干出违反皇家长远利益的蠢事来时，是否敢于直言不讳地批评皇帝。以此标准来衡量，则忠臣辈出的顶峰时代乃是明朝万历中晚期。万历是个聪明人，亲政之初也曾励精图治，想有一番作为，可惜管闲事的忠臣太多，软缠恶骂，愣是逼得他赌气撂挑子，罢工几十年。 明朝立太子的家法是：父死子继，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无子立弟。那原则是尽量保证把帝位传给大老婆（皇后）生的儿子。万历皇帝没有嫡子，长子是宫人生的，他从来不喜欢，想把皇位传给宠妃郑贵妃生的儿子（后来的福王），为此迟迟不立太子，违反了祖法。大臣们竟把这事当成“国本”，日日夜夜纠缠皇帝。万历不胜其烦，只好称病不上朝，忠臣们非但不信，还上疏劝告皇帝节欲，隐射皇帝是沉溺酒色的昏君。万历只好接见大臣，表白自己确实有病，并不是装的。这很可能是实话，因为“解放”后挖开明定陵，发现万历是个驼背，而且一条腿比较短，乃是典型的“长恨人间路不平”。但大臣仍然不饶，最后皇帝一赌气干脆从此不上朝不理朝政，罢工几十年，各级官员缺额达三分之二都不填补。官员们只能靠抽签决定升迁。皇帝罢工更引来忠臣们的苦谏、嘲笑和恶骂，什么难听话都骂出来了。万历因此成了中国历史上被臣子群起侮辱谩骂的独一无二的君主。 万历年间之所以成为忠臣辈出的朝代，乃是作忠臣不但光荣而且安全。万历懒惰入骨，柔懦贪婪，但极聪明。他看透了苦谏乃是臣下沽名钓誉的捷径，用他的话来说便是“讪上卖直”，指望的就是被他惩罚后一举成名。所以他绝不成全他们，将侮辱他的奏章统统“留中不发”，更不惩办之，让忠臣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如果他像嘉靖一样强横残暴，则无论他做什么，臣子们都决计不敢说三道四。嘉靖就曾将其生父追封为皇帝，生母追封为太后，这同样违反礼法，但嘉靖天性强横，臣子们最后只有让步。 即使是万历那种懒汉懦夫，偶作雷霆之怒之时，臣子们的忠肝义胆也就顿时烟消云散。“梃击案”发后，“清议”汹汹，咸指郑贵妃为指使暗杀太子的幕后黑手。他不得不破例召见群臣。御史刘光复不顾他多次喝止，还要大声发言，引得他破例大发雷霆，当场廷杖刘光复。群臣无不吓得面无人色，阁臣（相当于副首相）吴道南竟然吓得栽倒在地，大小便失禁。所以，万历年间忠臣多，完全是懦主骄纵出来的。满清皇帝个个精明强干，这种“忠臣辈出”现象就此绝迹。可笑的是这竟然被如今那些痛恨“满狗”的大汉族主义者当成了“清不如明”的倒退证据。 这“国本之争”足足争了30多年，不仅直接引出“妖书案”、“巫蛊案”与“梃击案”，就连万历之后的“红丸案”和“移宫案”都与此有关，最后更演成如火如荼的“党争”。一方是反对废长立幼的东林党，自称“清流”；另一方则是所谓浙党、齐党、楚党。魏忠贤得势后，浙齐楚党投靠之，变成了“阉党”，用极度残酷的刑法整死当权的“清流”们。朝野统统卷在酣畅内斗中，却置正在勃兴的努尔哈赤于不顾，终致女真崛起，不可复制。 这公案甚至延续到南明去。崇祯死后，太子下落不明，按祖法应该立最近的皇亲，亦即崇祯的堂弟、福王（亦即朱常洛的弟弟，分到洛阳作福王，后来被李自成吃了）的儿子小福王朱由崧继位。但东林党人余脉“复社”怕朱由崧报仇，坚决反对，主张立潞王。马士英效何进引董卓入京故事，引四镇军阀为奥援，立了小福王，是为弘光帝。清流们竟去勾结更大的军阀左良玉与之相抗，使得党争变成了武装斗争。左良玉率大军东下和马士英开战，使得史可法独自死守扬州，清军坐收渔人之利，不费吹灰之力便取了江南。 您说从事这些无聊内斗，置真正的国家大事于不顾，最终坑了国家的人，到底是忠臣还是奸臣？那当然无论哪派都不是好东西。可按孔孟之道，人家争的乃是“大义”所在，“废长立幼”违反了祖训，这可是圣贤之道坚决反对的事，乃是必须以性命殉之的神圣原则，岂能依违两可？ 那“贪官”与“清官”的分界也模糊至极。费正清早就指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特点，乃是“贪污成为一种制度”，那意思是说，贪污被制度化，成了社会赖以运行的不可或缺的杠杆，把贪污除去了，社会也就必然陷于瘫痪。这涵义就是“有吏皆墨，无官不贪”，不贪污就无法做官。所谓清官和贪官的区别，只在于前者只搞“制度内贪污”，后者还要搞“制度外贪污”而已。 在费正清指出这问题后，国内学者吴思和易中天等人作了进一步阐发，吴思将“制度内贪污”命名为“潜规则”，易中天把它更名为“非典型腐败”。窃以为易先生的更名反倒有误导作用，让读者以为那不是典型做法。 所谓“制度内贪污”的表述仍然不是很准确，应该称为“贪污习惯法”或“腐败习惯法”。习惯法乃是为国家运转所需的不成文法，即使是在现代法治国家，仍然可有许多习惯法，英国的政治运作离开这些习惯法立刻就要瘫痪。我已经在旧作中举过许多例子了：全国必须在五年内举行一次大选，国王不得否决议会提案，等等，这些都是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并无明文规定。但若谁不遵守这种君子协定，国家政治运作马上就要乱套。 中国的“贪污习惯法”也是这种靠默契形成的习惯法。易中天先生在《帝国的惆怅》中解释得很清楚：朝廷对臣工的深恩厚泽，只在于赐给他们权力以及象征性的工资，并不负责支付他们的行政费用，诸如雇佣幕僚、师爷、文吏的工资，差旅费等等，这一切开支必须靠他们自己使用权力去获得，而官场上早就形成了层层分肥的习惯法，亦即由直接治理百姓的“父母官”去“开源”，把打上来的“水”，以各种名目层层传递给那些不靠近“水源”的上级诸如督抚大吏以及京官们。您若拒绝组成这贪污链条的一环，就要使得整个政治运作机制瘫痪，不但自己无法谋生，遑论维持行政开销，而且必然成为大众眼中钉被踢出局去。这就是吴思先生发现的“清官淘汰律”。 明乎此，则不难看出古人所谓“清官”“贪官”之分，其实说的只是程度上的区别，并不是如现代人理解的“清官就是不贪污”。如果真不贪污，那他根本连官都做不了，谈何清官？所谓“清官”，指的是“只按官场约定俗成的习惯法，收取为维持官位、维持行政经费等所需的最低限度贿赂，以及为使施政不受刁难阻碍而进行必要的贿赂的官员”。这种必需的受贿与行贿就是“必要的贪污”，而所谓“贪官”则是“除了‘必要的贪污’之外还要滥用权力疯狂聚敛财富的官员”。 忠奸两分法的最大恶果，还是在明朝达到最高峰并在晚清和文革时期再度达到高潮的祸国殃民的“路线斗争”。这种路线斗争过去被视为“忠奸之争”或曰“清浊之争”。在我看来，所谓“清流”多是教条主义死硬派，而浊流往往是（不一定如此）通权达变的现实主义者。 路线斗争常常围绕着某个孔孟之道（在后世则是毛式马列主义）的基本道义原则展开。如前例所示，“废长立幼”违反了孔孟之道，乃是原则问题，所以“清流”们必须誓死反对，而浊流则相对不那么重视道德原则，更强调利弊分析。和战问题也是这样，向夷狄求和有损于天朝上国的国威，步南宋后尘，必须坚决反对之。“浊流”们则比较尊重现实，看出了自己不是人家对手，还是讲和少吃亏些。但这些人的主张偏离了孔教特别是僵死的宋明理学规定的道义原则，因此天然居于道义下风，从来都是理不直气不壮，唯一希望是得到皇帝的支持，但就连皇帝也不能免于对背上“赵构式亡国昏君”罪名的恐惧，因此总是清流占上风。 这路线斗争贯串了从宋代以来直到今天的中国历史，每到民族危机出现时它就要大显神威。清流们的巨大压力使得崇祯不敢跟女真媾和，全力以赴镇压祸延全国的土匪暴乱，终至明社倾覆；晚清的清流自林则徐开始就主张“剿夷”，到甲午战争时清流坚决主战，致使中国承受了惨痛损失；到最后林则徐遗教“民心可用”竟成了老佛爷和顽固派们依靠拳匪对抗列强的指导思想，为此悍然向列国宣战，造成了无从补救的民族灾难；抗战爆发前清流们更“逼蒋抗日”，造成了同样无从补救的更加巨大的民族灾难。 奉行宋明理学“道德宇宙观”的另一恶果是，道德不但成了决定国策的考虑依据，而且成了遴选考核评价干部的唯一标准，对官员只作忠奸清浊两分法，不作“能臣庸臣”的鉴定。因为当“清流”并不需要什么过人才干，只需要“坚持原则”唱道德高调，许多废物便得以爬上高位。这种“任人唯贤”的最好结果，便是把史可法那种道德毫无瑕疵但也毫无才干的庸人捧成了南明“首席军事长官”，为他个人也为民族制造了本可避免的悲剧；最坏的结果，便是使得徐桐、四人帮之类废物点心得以弄权作祟，贻害国家民族。 最可笑的是，这种路线斗争不但在过去被理解为“忠奸之争”，在现代也被图解为“爱国与卖国的两条路线斗争”，林则徐和琦善就分别代表这一白一黑的正反面人物。这冤案本是当时的“清议”（清流们形成的舆论）制造的，但今日仍是“爱国主义”主旋律，不能不令人慨叹传统之牢不可破。 二、 英国人的真实意图 讲完有关真实中国的一点背景知识，不能不顺便澄清一下英国人的意图。由于我党长期的欺骗宣传，国人历来以为英国人亡我之心不死。八年前我和赵无眠先生辩论，他就以为鸦片战争是英国为了灭亡中国而发动的。一位钻研历史的学者竟然会有此严重误会，不能不让人扼腕。 其实无论是中国还是英国，战争爆发都不是预谋的结果。蒋延黻指出： “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的守旧性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春禁烟，锢英商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所不惜。故鸦片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此说的为实事求是之论，就连满清朝野也知道英国人不过是想来做生意。道光皇帝在钦差大臣杨芳和广东巡抚怡良密奏英人只是想通商之后还表示怀疑，到战后朝野就再无怀疑了。曾国藩幕僚李元度招降石达开书就写得清清楚楚： “英夷志在贸易，原无窥窃之意，故朝廷以大度容之，迨后求进城，即严拒之矣。” 真实的历史是，无论是英国，是法国，是德国或欧洲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俄国除外，不过该国从来被欧洲人视为野蛮国家），都从未想到过全面征服中国，甚至没有太大的领土野心，想的只是全面打开中国市场，对中国历来持友好态度的美国就更不用说了。真正对中国怀有领土野心的只有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那就是俄国／苏联和日本。但就连这两个国家也从未预谋全面征服中国，将中国化为殖民地，只想侵吞中国部分领土，肢解剩余部分，扶植起傀儡政权来。 19世纪乃是大英帝国崛起高峰。在完成了工业革命后，英国成了头号世界强国，世界工厂。在击败了法国，征服了印度次大陆之后，英国鬼子急于向东亚扩张，把全世界变成他们的市场。中国巨大的人口使得他们垂涎三尺。当时有人曾在报纸上说，只要每个中国佬（Chinaman，此语涵义与美国不同，并不是辱称而是中性词）的长衫长一寸，就够曼切斯特的全部纺织厂忙上一年。这种热切期望，和今日世界资本财团对中国市场的期待并无两样。如果说当初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那么现在我党不惜使用“筑巢引凤”的青楼语言引进外资又该怎么解释？ 可惜我大清不是邓共江共，倒颇像毛共，自以为是“世界革命中心”，讲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以为天朝万物俱备，不需要鬼子的奇伎淫巧，朝野毫无起码世界知识，以为“天无二日，国无二主”，英吉利不过是类似朝鲜越南的蛮夷小国，只能臣服于天朝上国，更不知道贸易能互通有无，却把与蛮夷的贸易视为大皇帝单向赐予蛮子们的深恩厚泽。那“逻辑”可笑到极点：天朝上国不靠贸易也能活，而鬼子离开贸易就得完蛋。 清朝的皇帝都很不错，道光皇帝绝非昏君，甚至不是庸主，林则徐更是天朝第一能臣（还不光是忠臣）。但他俩为“知己知彼”对英国进行战略侦察所得结果，不能不令现代人瞠目结舌。 道光在林则徐抵达广东着手禁烟时，便令林则徐了解敌情： “其茶叶、大黄果否为该夷所必需，倘欲断绝，是否堪以禁止，不至偷越之处，并著悉心访察，据实具奏。”（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上谕） 林则徐回答： “至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优厚，果能悉行断绝，固可制死命而收利权。唯现在各国夷商，业经遵谕呈缴烟土，自应仰乞天恩，准其照常互市，以示怀柔，所有断绝茶叶、大黄，似可暂缓置议。如果该夷经此次查办后，仍敢故智复萌，希图夹带鸦片入口，彼时自当严行禁断，并设法严查偷越弊端，应请于善后章程内另行筹议具奏。”（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奏折。） 这用现代话语来说便是“贸易战”。道光询问林则徐，茶叶和大黄是否如同如今的石油一样，是英夷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掐断它的供应会不会给该夷致命打击，而要防止他们走私又有无可能。林则徐调查了一番，回答说，这两项商品确是英夷的战略物资，掐断了就能制英夷于死命。但现在各国夷商已遵命令呈缴烟土了，应该给英夷一个悔改机会。如果他们死不悔改，再这么干不迟。 这番商量乃是在林刚到广东时进行的。过了半年后，林帅应该对英夷的实情有所了解了吧？可他却给英国国王发了一道“檄谕”（也就是上级给下级的命令），说道： “窃喜贵国王深明大义，感激天恩，是以天朝柔远绥怀，倍加优礼，贸易之利垂二百年，该国所由以富庶称著，赖有此也……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哗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其余食物自糖料姜桂面外，用物自绸缎瓷器而外，外国所必需者，曷可胜数……我天朝君临万国，尽有不测神威，然不忍不教而诛，故特明宣定例……”。（道光十九年六月二十四日林则徐奏折附件。） 这意思是说，因为贵国国王知道感激天朝圣恩，所以天朝破格优待尔等蛮夷，让你们享受了两百年的贸易之利。贵国之所以能富庶，全靠天朝恩赐。例如茶叶和大黄，外国一天都少不了。如天朝贪财不卖，则尔等野蛮人还怎么活下去？外国的纺织品也全靠天朝提供的原料。如果中国贪财不卖，尔等还能有何利可图？此外，外国还需要食物，绸缎瓷器等等，全得靠中国供应。我天朝君临万国，神威不测，随时可以诛灭尔等野蛮人。但天朝不忍不教而诛，所以特明白制定有关条例，希望尔等凛遵无违。 这是以林的名义发给英国国王的命令，但先上报道光批准，道光随后下了上谕： “据林则徐等奏，拟具檄谕□咭□国王底稿附折呈览。朕详加披阅，所议得体周到。著林则徐等即行照录颁发该国，俾知遵守”。（道光十九年七月十九日上谕。） 比起明朝那些昏君蠢臣来，道光堪称勤劳国事而且颇有权谋的明君，林则徐更是注重调查研究的难得干吏。然而这种白痴问答与白痴“外交”居然就发生了，你说当时中国人到底是处在什么热昏状态？ 这就是被范文澜誉为“近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公。其实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乃是被蒋延黻称为中国第一位外交家、却被主流舆论谴责为大卖国贼的琦善。可就连此公都一度成了“茶叶、大黄拜物教徒”，还一本正经地解释茶叶大黄之所以为鬼子必需，乃是因为他们“日以牛羊肉磨粉为粮，食之不易消化，大便不通立死”！ 遇到这种活在中古时代，不知世界几大，自以为“君临万国”、对强国奉行文明歧视的夜郎国，英国人打开中国市场的如意算盘当然要落空。如今人们热衷于谈论鸦片流入中国前的中英贸易顺差，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在鸦片战争前，中国市场从未向英国打开过。鬼子之所以发动战争，主要目的就是“五口通商”，获得一个正常的贸易环境。 在鸦片战争前，天朝倒确实恩准野蛮人们来和上国作生意，但只能在指定的广州十三家商行，亦即所谓“十三行”。外商只能在夏秋两季来十三行内居住，谈完了生意就必须回澳门。即使是在贸易季节，他们也只能住在十三行内，不许随便外出。十三行的“行总”（亦即今日之“老总”）乃是官商之间的中转环节，负责上传下达官府命令与外商的请求。 这种限制并不是出于保护国内经济的考虑。孔教从来歧视商业，认为那是亡国之道。天朝此举，主要还是出自对蛮夷的鄙视以及莫名其妙的担忧，怕鬼子见到中国花花世界起了觊觎之心。因此，天朝非但没有高筑关税壁垒，反倒为了显摆大国阔气，发扬孔教“重义轻利”传统，将关税定得非常之低。这本来有利于促进外贸，不幸的是“腐败习惯法”允许官员们层层盘剥，使得鬼子深恶痛绝。 根据国际惯例，关税都是明码实价标明了的。若中国是个文明国家，即使税重，鬼子也没理由抱怨，因为那是国家主权。但“腐败习惯法”决定了中方从不公布商品税率，却在每项具体交易时以讨价还价的方式盘剥外商。于是在卖同一商品时，每成交一次，外商都不但得跟华商谈判，还得贿赂海关官员，实在是不胜其烦。 当时英国已经成了“世界工厂”，实行社会化大生产，商品已经初步做到了价廉物美，应该是有充分竞争力的，但由于这些人为障碍，便迟迟不能进入中国市场。“茶叶拜物教”其实也有三分道理：英国全民喝茶上瘾，本土内又无法栽种，只好向中国进口，造成贸易逆差。后来他们把茶树偷出去在印度试种成功，以印度茶取代了中国茶，这问题才算解决。可惜后来印度又独立了，于是他们又只好回到“种茶不如买茶”的困境中去。 英国人喝茶上瘾，又喜欢中国丝绸、瓷器等手工业品，本国出产的工业品却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只有用白银（中国当时的货币）购买。其时英国已经采用金本位，这就意味着购买中国商品必须先用黄金向其他国家购买白银，变成了两次贸易，提高了成本，再加上入超，便给东印度公司连年造成赤字。为了逆转这贸易逆差，东印度公司便开始向中国出售鸦片。但这并非英国政府决策而是民间行为。赵无眠不知道当时英国早就是民主国家了，国策都得由议会讨论通过，哪可能如他想象的那样，以鸦片作为征服中国的秘密武器！ 不过，以鸦片征服中国虽非英国政府决策，但英属印度政府却在1773年批准向中国输出鸦片，1797年又给了东印度公司专卖权。找到鸦片这个法宝后，该公司于短期内便扭亏增盈。到了1830年，英属印度政府的岁入竟然有约十分之一来自鸦片贸易税收。鸦片贸易的成功秘诀，除了成瘾性保证了需求量之外，我看主要还是靠暴利必然刺激起来的踊跃走私，因而得以绕过天朝为正常贸易设置的障碍。 这结果便是中国出现了贸易逆差。道光乃是中国历史上最讲究“节约闹革命”的皇帝，当然不能坐视，于是就派最能干的大臣林则徐去广州禁烟。由此引发武装冲突，最后导致大众熟知的鸦片战争。 一般英国人根本不知道这场战事，因为该国乃是全世界最好战的国家，19世纪几乎每年都要打仗，据他们自己说这世上就没有他们没打过的国家。鸦片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对他们来说简直不值一提。中国人把人家视为儿戏的事当成巨大国耻，说起来也实在令人悲哀。 我曾对某英国青年提起鸦片战争，他愕然道：“我们还和中国打过仗？我可是一点不知道。历史课没讲过啊？不过那也有可能，这世上就没有我们没打过的国家。谁赢了？我们赢了？你一定是开玩笑吧？怎么可能呢？中国那么大，跟俄国一样是不可战胜的国家。我们怎么可能打败中国？”令我脸上热辣辣的——他还不知道英国人只放了几炮，就吓得广州全体军民投降，乖乖缴纳“赎城费”的英勇事迹呢。 当然，教育程度较高的人还是知道此事的。有数人曾向我严厉谴责英国首开武装贩毒滥觞，有的甚至还向我道歉。但那是自由知识分子，并不代表所有的人。我在英国看到某本记述鸦片战争的史书否认那是难听的“鸦片战争”，声称那战争是为了争取平等对待与正常贸易权利而发动的。 这在我看来有一定依据。英国人的主要目的，还是想达到马戛尔尼在40多年前就向乾隆提过的要求：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他们；互派大使；开放通商口岸；公布明确的固定的海关税则；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商居住和储货。禁烟不过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线而已。 这些要求在40多年后由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在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的照会中再度提出，由带兵北上的全权代表懿律和领事义律交给琦善。此前中英双方已经在广东交过火。英国人觉得在边远的广东打仗不会引起清廷重视，于是北上直捣天津大沽口，果然引起朝廷重视。那照会才算交到了皇帝手上，可惜又给翻译得面目全非，造成了更多的误会。 蒋延黻先生在《琦善与鸦片战争》中介绍了该照会，认为“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 [ 本帖最后由 ddec2007 于 2008-4-30 16:15 编辑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