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 - "Sparks" 《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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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国家博物馆

最容易见证党对历史喋喋不休的地方就是国博，那个耸立在天安门广场的巨石阵。它建于1959年，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是庆祝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十大工程之一。十几年前，它经历了彻底的改建去除毛时代的味道，并营造出国际化博物馆的风格。即便如此，它仍处于一种长期的不安中，等待着党的下一个命令。

国博位于天安门东侧，对面是人民大会堂。那个同样举有压迫性的建筑物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门脸。在此开会的是中国装饰性质的人大和政协，显示党的统治是开放的，协商一致的。国博是一个配角，用来向公众解释这些神话。本来国博是两个机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现在已经合并了，正如中国的历史和革命是故事的一体两面。

在两个机构的时期，中国历史博物馆相对更容易策展。主要的概念就是堆砌传世佳作来展现中华辉煌文明。国民党在输掉内战1949年退到台湾时，把许多故宫文物带走了----这个国家最好的书法、绘画、陶器、青铜器。但中国的考古学家又发掘了许多标志性文物：西安的兵马俑，湖南的金缕玉衣，甘肃的飞马。国博的地位意味着它很容易征用这些文物并搭建出高水准的古代系列展览。

中国革命博物馆要困难太多了。王冶秋是博物馆首任馆长，他还记得1949年他加入部队刚进北京，就直奔监狱寻找一台绞刑架，它曾被某位军阀用来吊死了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这台绞刑架成为博物馆的首件藏品。这是个轻松的活，可馆长很快就发现，如何表述毛泽东还有其他革命历史上的诸多章节 ，那可不简单。

这些困难导致原定1959年十月一日的开馆时间被推迟。周恩来总理在年初参观了准备完毕的展览，认为“红色路线”不够突出（注22）----也就是说，毛泽东思想的红色路线。王馆长两天后被召去开会，要求展览“必须政治挂帅，用毛主席的正确思想和革命路线作为指导原则。”

之后两年中，多位高级领导参观了革命博物馆，都批评王馆长对党的路线表现还不够。比如邓小平就说，改版的展览让我恶心，因为李大钊的照片只有一张，他说“这简直太离谱。”（注23）这样一来，博物馆一通忙乱重新布展，撤掉毛泽东的一些内容，加上早期革命家的展品。当毛泽东的特务机关心腹康生来参观后，他又要求必须强调毛泽东。

这样来来回回折腾几次后，新馆终于在1961年七月一日开放。五年后，两个博物馆都因为文革开始而关闭。它们于1979年重新开放，但在之后二十年里开放的日子并不多，因为文化官僚们努力寻找对历史的合理阐释，如何能让高层领导满意。

2001年，两个博物馆再次关闭，官员们认为它们是令人尴尬的历史遗迹。同一年，北京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但一个英国研究机构给北京贴上三流城市的标签（注24），还不如华沙和曼谷，理由是缺少世界级的文化设施。这个研究报告在中国激起广泛的讨论，引发了一轮兴建歌剧院、博物馆、剧院和音乐厅的热潮。

位于天安门广场的博物馆当然成为了焦点。这两个博物馆位于北京市中心，为全国的博物馆做出示范。它们的馆长相当于副部长的级别，要接待的都是国内外的达官显贵。这个位置就决定了这个博物馆的对手是法国卢浮宫或大英博物馆。所以官员们决定合并两馆，并改名为不那么共产主义的名字“中国国家博物馆”。

一家著名的德国建筑公司被请来重建了结构，明确的要求是增加足够的展览场地，这样展馆就可以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室内展览馆。

这个耗资四亿美元的重建工程在原来两个主体建筑之间用玻璃结构做了屋顶，地面是许多咖啡馆和礼品店。拥有二十万平米的展厅面积，国博号称是全球最大的单体建筑博物馆（注25），超出了纽约第五大道的大都会博物馆一万平米。许多空间是在建筑物后侧增加的巨大画廊，还有巨大的地下展厅--中国古代厅。这个厅占地五万平米，照搬了之前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除了展示著名的考古发现，它还试图证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一直和谐相处。甚至在十二世纪占领了中原的蒙古族，也是其中的一员；这被视为如今多文化中国的前身。

背后的画廊里有让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展览。有的时间很短也很有意思：庆祝中国新年的民间艺术展，古代计时仪器展。更多的展览带有政治目的。有很大一块空间是一个仓储风格的艺术展，展品是中国领导人在海外访问时收到的礼品，东西全部堆在一起也没有文字说明，仅仅为了展示外国如何尊重中国。其他展厅是虚张声势的展览，展品都是和政界关系紧密的艺术家、书法家和建筑师的作品，大多数只开放几周----目的就是给艺术家贴金，而不是期望公众通过展会了解学习（当然来自体制的回报也很重要）。2010年代头几年，这些画廊也办过几次租借展品的展会，展品来自意大利、法国、德国的顶尖博物馆，它们试图建立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即便这些展会也都是高度政治相关的，国博重开后的首个外国展会就是德国启蒙运动展，但展会刻意避免提到一些来自那个时代的关键理念，比如普世价值（注26）。

新国博的中心在前厅，入口的左侧。这是原来中国革命博物馆的新版本，现在的名字叫“复兴之路”。

整个故事线，对于这一代天天从教科书、电影电视上看到这个词的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就是中国被西方列强羞辱。然后就是英勇的爱国志士们盲目斗争但寸功未建，直到他们找到了党的正确领导，这注定来到的胜利在1949年开启了中国的复兴。文化大革命，非常合理的仅用了一张照片加三行文字掠过，大饥荒压根就没出现。取代这些的，是1927年的绞刑架，长征的众多照片，毛泽东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巨幅画像，最近期的手工艺品是邓小平访问德克萨斯时戴的牛仔帽，还有胡锦涛在2008年北川地震灾区慰问时用过的安全背心。

对于许多中国人（当然对馆长也如此），这些展览现在都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执政的背景板。正是在这里他宣告了自己的中国梦，宣告自己会带领中国走向辉煌。事实上，国博的网站现在把习近平的讲话作为博物馆的主题和中心。在馆长对访客的致辞中，王春法赞扬这个展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开启之地。”（注27）

2018年国博新增了“复兴之路”的续集，这个“新时代”始于2017年，习近平废除了任期限制并表示自己会继续连任。这个新展览重点展示习近平执政期间的成就，比如新武器、新卫星和新型列车的各种模型。视频都是习近平发表的讲话和视察。玻璃橱窗展示几十本习近平的著作。各种证物说明他也是人民的一员，包括一张饭店的发票显示他如何节俭。这个展柜隔壁就是习近平手举宪法宣誓就任总书记的场景。

习近平的至高无上可以一眼就在国博的主页看得出来。英文版主页是最新展会信息（注28）。但中文版则是一连串习近平的照片：2012年参观国博，2018年参观国博，观看他自己的伟大成就展，并引导外国贵宾参观展览。习近平自己变成了展品，一个巨型炸弹，任期无限。党对历史的控制似乎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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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Johnson - "Sparks" 《星火》 第二部 当下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  王阳明 1518年            （注1）

第七章 遗忘的极限

1990年初，中国最著名的异议人士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蜷坐在北京美国大使馆里，看着他的祖国陷入暴力和惩罚。前一年六月，当局在天安门广场粉碎了学生主导的示威，杀死几百名学生和市民，更多的人被迫流亡。方励之逃进了大使馆，正在等待是否允许他离开的谈判结果。他和全家在大使馆住了十三个月，他们那间没有窗户的屋子曾是大使馆的小诊所，最后他移居亚利桑那州。

在深深的失望下，方励之写了《中国失忆症》（注1），解释为何悲剧一再上演。他写道，共产党对历史的控制如此周密，绝大多数人民不知道他们身处在无限循环的暴力之下。他们只能了解自己亲历的事件。如果他们见证了文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对十年前的大饥荒一无所知。而1989年广场上的年轻人，对1970年代的民主墙运动也毫不知情，更别提文革和大饥荒。每一代年轻人都对过去无知，让他们更容易被党的灌输和洗脑影响。

“每过十年，这种将真实历史从中国社会记忆中完全抹掉的事就再次发生。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忘记历史”政策的目的。为了让整个社会陷入持续不断的失忆中，这个政策要求凡是不符合共产党利益的历史信息，不能在任何演讲、任何书籍、任何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媒介中表达出来。”

方励之写作的时代，党对信息的控制是如此彻底，只有最有权势的群体，在十亿人口中的几百人，有机会了解人民共和国所有的创伤。党有选择性的发布了文革的一点信息，但范围有限。其他比如大饥荒或五十年代早期杀害几百万地主的土改运动，都是禁忌。大多数人只了解自己亲历的事件----这就是党计划中的结果。

方励之的短文放在今天更加切合实际。更加强大、更有技术的国家，加上全力漂白历史的领导人，党对历史的控制前所未见的有效。党编造的故事被大众内化为真相，中国的失忆症看起来无药可医。

事实并非如此。方励之对1990年代初的中国描画准确，但之后的数年中，新趋势出现打破了政府对历史叙事的垄断。党对历史越来越严的控制，反过来佐证了叛乱者的威力。在新技术的加持下，他们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者们提供了集体记忆。

在他对古代文明的研究中，德国的埃及学者简-埃斯曼确认了两种记忆形式。一种是“文化记忆”，那些神圣的文字和信念将社会凝聚起来。这些记忆不一定是真实的，也不会有人期待这些记忆是完全准确的。但人们的确共享着这些神话和故事，从而互相确认了彼此的联结。在过去的岁月里，埃及人曾相信法老们是类似黄金一般的存在物。希腊人相信雅典女神是守护者，所以把城郭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都相信大洪水和方舟拯救了人类。中国人相信大禹治水的故事。这些文化记忆（注2）帮我们解答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人类从何而来，也把人类团结在一起。这些记忆由专人书写----抄写员，神职人员，法庭指定的历史学家----并世代相传。

另一种记忆被称为“口述”，也就是人们或家族一起经历的记忆。这些事件往往发生在三代人之间，也就是有直接的目击者，或者是父母祖父母亲眼所见，然后口耳相传。这两种类型的记忆通常并不冲突：文化记忆承担了文明创造的故事，口述记忆（注3）是个人负责记录的当下。

共产党却试图混淆这两者，用神话来解释最近的过去。这和人们的口述记忆发生了冲突----换句话说，与人们了解到的真相发生了冲突，要么是他们的个人亲历，要么是幸存者的口述实录。之前，对党来说这么干问题不大，党所做的是创建隔离区。虽然好几百万人都知道党使用暴力在天安门清场，但党通过对教科书和媒体的控制让这些人群被隔离开。结果就是大多数人都相信了政府关于这些事件的叙事。随着灾难的目击证人年老去世，他们的记忆也随之而去，只剩下政府编的故事继续流传。这导致了方励之描述的失忆症。

有两件事变得不一样了。其一，即便有人死去，个体的记忆现在被保存下来传达给新一代人，即便无法借助大众传媒也可以做到这一点。其二，这些被孤立的人群现在产生了联结。这让更多人认识到他们并不孤单，有许多人和自己一样，发现了官方叙事和亲身经历的断裂。这就是中国批评家崔卫平在本书第四章末尾那些话的意思，当她发现《星火》杂志的存在，她认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这个转折点的来到是因为数字技术。这并不完全归功于互联网，虽然一开始人人都这么认为。那时，网站被认为是无法被控制的，这种魔术般的力量会躲过审查，把真相传遍全球。但很快，独裁国家就通过审查或各种防火墙软硬件，掌握了控制网络内容的手段。

数字技术让人们能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分享他们的经历。《星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杂志刚发行就被当局查封了，所有的拷贝都被收走。文革结束后部分幸存的当事人被允许查阅个人档案，他们看到了警察复印的杂志和各种材料的影印件。这些文件就保留在这个当事人的小圈子里，成为了私人物品。

这些小群体，在记忆研究中被称为“运载群体”，如果有机会在媒体上发布内容，也许可以马上在中国造成影响。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这么做，但感谢数字技术，他们的这些知识仍然会逐渐传播。以《星火》为例，他们可以把杂志扫描成pdf格式的文件并发邮件给其他人。慢慢的的雪球越滚越大，最后确实广为人知。原来的私人记忆变成了集体记忆----当然不是所有中国人，但人数相当可观，其中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也有影响力。

另一位记忆研究的理论家阿雷达-艾斯曼(Aleida Assmann)，把类似情形称为“存放”记忆和“运行”记忆的区别。（注4）数字技术让存放的记忆可以对抗时间的侵蚀或审查者的筛选。但它们只会在被广泛传播后才运行起来。艾斯曼把这比作一个博物馆把馆藏展品放入展厅。政府的档案、受害者群体的抢救工作让《星火》的记忆存活了下来，但一直是存放的记忆，公众无法读取。数字技术让它们运行起来，让千百万甚至更多人从影片、书籍和文章中了解到真相。

这些技术转变让更多普通中国人能看穿政府对历史的自说自话涂脂抹粉。政府宣传员们可以用自定义版本的故事来覆盖各种媒介（注5），拖住真相的传播。各种复杂的审查形式也意味着大多数人不得不吞下政府版本的解释。但现在有足够数量的人群可以看到过去的另一种表述，尽管压制越来越严苛，然而各种质疑还是持续且广泛的被散播。

中国地下历史学家的兴起意义重大，因为它发生在被严密控制的政治环境中，并对共产党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它还是全球某种趋势的一部分。事实上，如果我们反观自己所在国家----非洲、美洲、亚洲、欧洲----可以看到我们身处一个记忆爆发的时代，越来越多的书籍、电影、展览和艺术作品，都试图透过过去来解释当下。更多的情形下，这里所提及的过去是被目击者重新叙述的历史。

在西方国家，这个趋势的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波。大众文学，廉价出版物，新兴的电影工业，通过炮击休克的概念，帮助千万人理解战争的创伤。即便人们不能亲历前线的战斗，他们也和真正的士兵一样，感受了他们这一代人遭受的战斗创伤。这种身份和创伤的融合成为整个世界的常态。过去几十年，通过分享这些创伤，不光几代人或某个人群，而是多个国家都被重新定义：如集中营大屠杀于以色列，南京大屠杀于中国，种族灭绝于亚美尼亚。

有一部分回忆发生在实际的战场上、博物馆、小说、诗歌、信件里。然而现在这样的回忆还发生在“记忆剧场”，这是学者杰-温特（Jay Winter）的说法，也就是虚拟世界比如电影、电视、战争罪行的影像资料。更多时候，口述历史尤其重要，许多人都认为口述史比学术重建的历史更可信。

记忆，是一个让人紧张的词语。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经验就知道，当我们老去记忆也随之而去。这样一种可塑性对于“集体记忆”这个概念尤其明显。有时，它被用来指类比于一个民族集体心灵中对苦难的永恒记忆。最早这个概念是1920年代由法国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提出的，后来这个词语有了更准确和富有意义的内涵：当人们形成群体记忆，他们会在几百万人的脑海里形成记忆，但每个个体都对过往有自己的焦点和阐释。当这些人去世后，集体会消散记忆也随之褪色。这个集体不一定是社会上所有人或多数人；小群体也可以有各自的集体记忆。

这个词语也可以套用在中国地下历史学家们这里。通过数字技术，他们形成了集体记忆，而这个松散的、成员经常变动的群体试图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回到阿雷达-艾斯曼的类比，这些记忆正在离开存放的保险库或博物馆的储藏箱，即便大多中国人还是没法参观这个展览。这个过程发生在几十年间，十分缓慢。有一种理解中国从沉默走向宣告的方式，就是检视过去五十年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王小波。（注7）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中国作家们一直和毛泽东时代造成的创伤纠缠搏斗。在帝国时代，大部分作家都是御用文人，他们对党忠诚，也许会奉旨批评，但从未想过颠覆这个体系。虽然他们被毛泽东迫害至深，因为提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意见就被强迫田间劳作或铲粪积肥。这个时代的作品被称为伤痕文学，讲述像他们一样的知识分子遭受的苦难。几乎所有作品都一样顾影自怜、枯燥乏味：主人公遭受了冤屈，但从未反思自己曾效力的体系杀害了百万千万的无辜者。

不过在1992年，一位叫王小波的不知名的作者出了一本古怪的小说，对这些伤痕文学进行戏谑模仿。它讲述了一个狂欢且荒诞的故事，一对年轻的情人在文革中被流放到中缅边境地区，在那里展开一场婚外恋。他们被干部们逮住，被迫没完没了写检讨，还被像牲口一样拉到各地巡回展览，表演他们的罪恶行为。他们逃进了山里，回来后遭到更多惩罚，终于有一天他们被释放了，他们毫无悔改也有些茫然。

小说因为有很多性描写所以一下子就火了，性在书中无处不在，有趣诙谐。除开性，小说最让人吃惊的是对知识分子的描摹。在王小波的书中，他们和迫害控制他们的党棍们一样可憎。男主人公忽悠情人跟他上床，故意跟当地人打架，工作时磨洋工，和摧残折磨他的人一样刁钻奸猾。书名也增添了诡异的味道，叫做《黄金时代》，让人摸不着头脑，这样的日子怎么可能是任何人或者任何国家的美好岁月呢。

作者自己也一样让人困惑。他生活居住在北京但从来没有加入作协。他的小说甚至都没有在大陆首发。《黄金时代》在台湾先出版，一炮打响后才在大陆发行。王小波随后井喷一般写了大量的小说和短文。他在大学生阶层特别受欢迎，他们崇拜他的愤世嫉俗、讽刺挖苦、滑稽幽默----当然还有性。

王小波受到妻子李银河很深的影响，她是中国最知名的性学专家。她对中国的男同和女同运动进行了大量研究和写作，近年还为跨性别群体和双性恋群体发言。

两人在1979年认识，次年结婚，把自己对文革的认识和经验都写入了各自的作品。李银河是新一代社会学家，受到的学术训练曾经在毛泽东时代被禁止，他们夫妻一起前往匹兹堡大学，李银河在那里取得了博士学位。他们一起回到中国，合著了一本奠基型的研究著作《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后来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而王小波则在人大和北大开课教历史和社会学。

1989年学生运动发生了，王小波是女性主义学者和纪录片制片人艾晓明的朋友，就是之前书中提到拍摄夹边沟劳改营的人。他们对示威游行保持了沉默态度。他们文革的伤疤还没好，对无组织的学生运动持保留态度。谁在背后领导？运动的目标是什么？和同时代人一样，他们对大规模，通常是无序的运动保持警惕。

保持沉默成为他最著名的文章《沉默的大多数》的标题（注8）。王小波描绘了毛泽东时代沉默的人们，他们被无处不在的领袖封住了口：只剩下领袖的思想、领袖的创意，还有白天黑夜都会到来的领袖语录。这会留下伤疤，王小波说道：我再也无法信任那些曾经高谈阔论的人。“寻找自己声音的努力，对于个体是一种探求，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是一个象征。

因此中国的男同群体吸引了王小波的注意。弱势群体都是沉默的。他们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社会甚至会否认他们的存在。王小波有了一个顿悟：大多数中国社会群体都是失语的----不仅仅是具有不同性倾向的人群，包括学生、农民、移民、矿工，还有那些住在即将拆迁的旧房中的人们，诸如此类。这不仅仅是少数特殊爱好者群体，而是大规模中国社会的现状。

后来我突然就懂了：我属于历史上最弱势的那个群体，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会为了任何原因保持沉默，有些人是不知道说啥，或没机会说话，还有人是要藏起什么，再有些人是因为他们觉得，甭管啥理由，就是对说话这事没胃口。我就是最后一种人，作为他们的一员，我有责任说出我的所见所闻。

研究王小波最知名的学者，住在巴黎的历史学家塞巴斯蒂安-维格(Sebastian Veg)，相信王小波为1989年天安门屠杀震惊，也质疑过自己没有支持抗议者的立场。王小波最终意识到，这些和他同样高贵的抗议者们，代表着一种更古老的行为方式，而他已经放弃了这种方式。抗议者们把自己视为古典知识分子，试图影响这个国家，当发现自己被忽视的时候选择了愤怒和抗议。王小波看待社会的视角不同。核心问题是社会已经分裂成不同利益群体，力量微小根本无法对抗国家暴力。这就是为何中国是沉默的。最后，他发现了自己必须要写的文字。

1991年，王小波完成了《黄金时代》，这本书他从1972年云南返京起就开始着笔。不知道该如何出版发行，他把复印件发给他在匹兹堡大学的导师、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许教授又转给了台湾著名的中文报纸《联合报》，它们一直赞助举办一个年度文学奖项。王小波赢得了联合报文学奖，因而进入了他自己称为的”喋喋不休的疯人院“----言语的世界。

《黄金时代》的成功让王小波成为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但他的名声只持续了五年，因为他在1997年死于心脏病，年仅44岁。在这几年他成为互联网最早的那批拥趸，并为中文媒体奉献了大量的作品。直接或间接的，他影响了一代人（注10），比如他的朋友艾晓明。还有诸如作家阎连科和廖亦武，都开始讲述社会最弱势群体的故事，比如监狱的囚犯或毛时代的受害者。中国最成功的电影人之一贾樟柯，经常提到王小波作为一个作家给他的灵感和激励，去讲述个人的故事，而不是那种国家最喜爱的集体叙事。

王小波自己也受到众多思想家的影响。作为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他偷偷阅读了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并把他的个体自由的思想完全内化了。在匹兹堡大学他还读了福柯(Michel Foucault)和他对个体国家之间权力关系的理论。除了影响王小波的思想，福柯对理解王小波在中国社会扮演的角色也很有帮助。福柯阐述了知识分子如何从高谈阔论普世真理----自由、道德、存在----转而专注于各自拥有专门知识的特定领域。运用各自的专业特长，他们有效介入了公共讨论，经常代言弱势群体，比如穷困人群、移民和艾滋病人群。

这样的趋势在西方始于二十世纪中叶，在中国只可能发生在数字革命之后。它让思想家们可以拍摄影片或出版图书，并摆脱政府控制的影视机构和出版社。1990年代后期开始，这些地下历史学家们制作了突破性的历史杂志，纪录片电影，大量文章。几乎跟福柯所描绘的一样，他们用自己的知识特长改变了这些领域的状况。通过揭开被忽略和遗忘的历史，他们也创建了其他人可以获取的新信息。

并非巧合的是，在这些”草根知识分子“（注11）里面，女性的声音更为常见，例如诗人林昭，制片人艾晓明或作家江雪；还有少数群体的声音，例如被关押的维族知识分子伊力哈木-土赫提。她们的声音往往被排除在男性主导的儒教传统知识圈之外，也被排除在以大男子气概主导的中国小说家圈子之外。

  王小波在自己的文章中承认，自己的个人经历是另一个促使他站出来说话的重要原因。（注9）他并不是要继承儒家传统，显示自己忧国忧民的优越感，而是另一个自私的理由。”我最希望的是不断提升自我，这是可鄙和自私的，但是真实的。“

他把自己的动机告诉其他草根知识分子。 记者出身的历史学家杨继绳曾目睹自己的养父在大饥荒年代被饿死，所以决心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记录历史。视频博主老虎庙自己卧底在铁路上当奴工，之后写了记录文章。艾晓明则发现被压迫的女性。江雪了解到自己祖父的死因。还有其他人房产被没收，或者因为政府对新冠疫情的不恰当处置而蒙受痛苦。所有这些人都因为个人经历而挺身而出。这看起来可能有些狭隘肤浅，当王小波却认为，正是这样才能改变社会：通过这些试图理解并描述自己生活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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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一座地主的庄园

杨家沟是黄土高原上一个特别的村庄：街道都是铺设好的沥青路面，窑洞干净整齐，住户都是小康人家。这样的繁荣景象，是因为毛泽东1947年曾在此住过几个月，为共产党内战胜利奠定了基础。在政府版本的故事激励下（注12），定期有红色旅行团前来体验这个被毛泽东称为战争转折点的村庄，毛曾在这里的田园风光中度过了走向胜利的四个多月。

但毛泽东为何到这个村庄来？一个是战略需求，杨家沟靠近黄河，这样万一战事不利也可以安排撤退。另一个吸引人之处这里有中国最壮观的窑洞群：马家庄园。

马氏宗族在十八世纪移居这个村庄，然后仔细规划逐步建房。二十世纪初，家族非常富裕，子弟们被送往中国最好的学校，还有留洋深造的。其中有个子弟叫马醒民，他在上海交大读建筑系，然后去日本进一步学习。1928年他回到村里，脑子里全是中国如何才能现代化的进步思想。

他回乡不久，一场大旱袭来，接着就是饥荒。按传统马家要作为慈善的大户人家来帮助其他住户。马醒民的点子融合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他重建了家族庄园，用谷仓的大米做酬劳付给劳工。运用西方建筑元素，他修建了一个带拱顶的长条形的门厅，连接着十一个窑洞。在接下去的十年里，新的庄园慢慢成形，在收成好的时候，马家就放慢进度，收成差的时候，就加快建设。

与此同时，马家另一个子弟和共产党走得很近，当时的党中央就在延安。马家很精明的资助共产党，党则称马家为开明士绅。这是党用来恩赐的众多头衔的一个，要是没这头衔，党可不会放过你。它并不意味着永世太平，而是一种策略性的怀柔，要是有一天党不需要你了，头衔就会随时收回。

按照给游客们宣传的故事，当毛泽东离开延安东进找寻新的驻地时，马醒民献上了自己的大庄园。为了证明马醒民热爱共产党的情怀，党还给游客们展示马醒民写的一首歌颂党的歌曲，其中的歌词是：党像太阳我像花，花要长大就得跟着太阳。按照政府网站，马醒民1948年离开村子，在西部大城市兰州定居。他”度过幸福的晚年“，在1961年自然死亡（注13），享年七十一岁。

毫不令人意外的是，真相完全不是这样。1947年早期，党距离全面控制中国还有两年半时间，但在党控制的西部地区，它发起了土改运动。在杨家沟，党员干部发行债券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把地分给农户。

这种实用且和平的方式惹恼了毛泽东最臭名昭著的代理人康生。他在1940年代负责党的内部保卫和监控，在二十年后的文革时期再次重操旧业。对康生来说，土改不仅仅是要重新分配土地那么简单，而是需要暴力的方式来实施。（注14）农民必须要有敌人，要仇恨地主。所以党给他们贴上地主的标签，并讽刺他们是吸血鬼寄生虫，是他们让农民过着苦日子。

当然其中有部分事实，但党并不是要惩罚个别欺压农民的地主。党是要在全国创造一个阶级敌人，并将其彻底扫除。按照激进派康生的说法，这样就培育了农民对共产党的感激之情。

可杨家沟的农民并不想要这样的结果。事实上，比起跟地主斗，他们先要跟共产党的干部斗，因为他们贪污腐败，在分地时毫无公正可言。党坚持要斗争地主。像马醒民这样的地主会在表演式审判中被打倒并剥夺土地-----也就是夺走马醒民新建的庄园。

除了要夺取土地所有者的田产，党还要摧毁他们的声望。他们的祖庙，相当于一个村庄的教堂或市政厅，被夷为平地。杨家沟最有特色的建筑物，装饰性质的拱门也叫牌楼，同样被推倒。这是一个大街上用于纪念性质的门楼，大约两层楼高，用木雕精心装饰，写有书法作品寓示在科举中取得名次。杨家沟曾有十几座牌楼----对于小村庄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成就，也意味着富裕的住户帮助其他人建起了学校。所有牌楼都被拆光。

当然旅游团员们是看不到这一幕的，但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已经通过口述史揭露了大部分真相。其中最重要的作者是郭于华（注16），一名北京清华大学的人类学家。她2013年出版的《受苦人的讲述》（注15）就是在杨家沟及周边地区长年田野调查的研究著作。

郭于华的核心发现是，毛泽东时代的饥饿和饥荒并非暂时现象，类似马醒民在建造庄园时发生的那样。农民们三代人持续受到饥馑的痛苦长达几十年，从1940年代晚期持续到1970年代晚期，直到党最终允许农民开始私人承包种地。

郭于华注意到这些暴力的历史和今日事件之间的相似。宗族和宗教组织本来为中国社会提供了组织架构。党的目标就是摧毁这些旧日的支撑，这样党那一套社会控制就不会受到任何前共产主义时代机构或个人的挑战，进而发挥最大功效。

党还取缔了旧时代的仪式，比如宗教节日和庆典，用党的节日取而代之。代替牌楼这种温和儒家道德指引的，是高音喇叭播放的宣传节目。代替宗教节日中驱除鬼神仪式的，是被称为地主的土地所有者被殴打致死。代替家庭传统绵延后代、敬老爱幼等权利义务的，是党的机器向社会强行灌输一套由遥远的权力中心制定的统一规章制度。

这个过程远不止废除几套结构那么简单。革命前的中国有兼收并蓄的思潮和各种竞争的团体。皇帝和他的钦差高高在上，本土社会并非按照统治者的思想体系运转，而是依靠儒家传统，它高于任何一位统治者的想法。这样独立的道德行动一直都存在，虽然困难重重，依然有人会挑战威权。1948年之后的中国，这些微弱的可能性也被扑灭了。党和国家成为一体，创造的独裁政体让人民共和国再也无法摆脱。

在郭于华的口述史中，当地人称自己为”受苦人“，因为种地的农民被干旱和饥荒所困。郭于华用这个词给书命名，特指这些穷苦农民，她也用这个词作为隐喻。和小说家王小波类似，他的受害者是”沉默的大多数“，她认为杨家沟的受苦人是一种象征，中国社会正是被共产革命残酷虐待的受苦人。

这些研究工作让郭于华成为中国最坦率敢言的国家权力受害者的代言人。她继续在清华执教，但和其他地下历史学家一样，她无法继续评上更高的职称。她也无法在单位分房，这在北京这样的高房价城市非常要紧。她和先生只能在远郊自己购买房产，每天长距离通勤。她不能担任学生的辅导员，只可以教授基础课程。2022年她被迫提前退休。

但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她一直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她在2006年首次出版作品，那时我们可能会觉得让杨家沟蒙难的运动都来自过去----毕竟毛泽东时代彼时已经过去了一两代人。郭于华却始终认为，国家极权从未离我们远去。它的合法性从来不是民主选举或群众支持，而是通过各种运动来推行政策，无论是为申办奥运会争取支持，还是表达外交上的轻蔑和不满。她出了好几本书，也在中国各地旅游，在小型聚会上发言，通常都是志同道合的公共知识分子们，特别是在帝国的古都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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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失去的城市

古都西安建在一个纵横交错的水路通道之中，这些水路被中国最崎岖不平的山脉的守护着。城市位于巨大黄土高原的南侧，保护西安不受游牧部落的骚扰----它们从如今的蒙古国一带向中原侵袭。终南山像合拢的双手一样托起这个城市，这个山脉据说有大能的隐士居住，是他们把中国分成南北。这里远离海岸线，但水道带来足够丰沃的土壤，也让城市和中原连接。

古代，这些河流中名声最差的就是城东的灞水。直到今天，它还是悲伤的同义词：如果好友或爱人最后越过这条河，就意味着他们离开都城去了远方，且一去不回。八世纪的诗离灞写道：

灞水流浩浩

上有无花之古树

下有伤心之春草

今天这个地方有另一种伤心：中国城市那种单调的同一性。灞水仍旧浩然流淌，但岸上建起一排排十五层高的住宅楼，还围着铁丝网，楼下是破碎的人行道和停车场。有一条高架地铁通往这个地区，车站的瓦楞钢屋顶被九月的暴雨敲打得砰砰直响，江雪来到这里拜访一位友人。

她搭乘一个小三轮行驶几百米，来到一排建成才二十年的公寓楼，楼房显得很旧，水泥墙面到处是裂缝，油漆都褪色了。公寓的外观让人觉得再过几年就得推倒重来，就像之前被推倒的农庄和村镇。

某栋楼里住着一位六十五岁的老人，江雪称他为前辈：张世和，公民记者的先锋人物。1990年代和2000年代他在北京时，以拍摄内地短视频闻名。2011年他被驱离北京，彼时阿拉伯世界反对独裁者的动荡引发了一波对公民运动的打压。当局害怕类似的情形波及中国，官员们开始破坏当时独立作家、纪录片制片人和艺术家蓬勃生长的局面，这些人群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里逐步聚集在北京。张世和回到家乡西安，江雪也在这里读大学并定居。

张世和的公寓凌乱但舒适。桌子上是满溢的烟灰缸，脏兮兮的玻璃杯，很多摄影器材凌乱摆放在桌椅各处。一个封着玻璃的阳台奇怪的弯曲在外面，来访者可以从起居室穿过阳台走进卧室。走道上堆放着几箱饮用水、啤酒和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他曾骑着这辆车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并沿途采访拍摄。他收藏的宝贝就挂在起居室沙发上方：一个红纸糊的的灯笼上面写着四个字：公民社会。

另一件骄傲的藏品是一台超声波眼镜清洗设备，它放在桌子正中，周围是空的啤酒瓶和花生壳。在张志和坚持下，我们都把眼镜放进去几分钟，等待机器施展它的魔法。再次戴上后，他的公寓一下子变得明亮、璀璨起来。

江雪仰望着张世和，仿佛看着一位古怪的叔辈，他为了荣誉不惜付出一生贫困的代价。张世和生于1953年，来自某种高贵的血统：1949年建立人民共和国的红色贵族，他们的下一代正在习近平带领下统治着中国。张世和的父亲是公安部的高官，他家享受着早期共产主义时代的所有特权：巨大的公寓房，厨子、司机和勤务员----也就是前共产时代的仆从们。

但在1966年，权力变成债务。毛泽东发动了文革，部分原因就是要防止这些新寡头们的世袭罔替。张世和的父母都被关押，他也从学校退学。他被强制劳动，在“毛泽东的少儿劳改营”中，修建一条穿越山区的危险铁路。很多孩子都死了，一部分人相信他们正在为革命而牺牲，另一些则是被强征服役。

文革十年后结束，和习近平类似遭遇的人们试图追赶失去的时间，他们拼命往上爬，试图获取他们认为本来就该属于他们的位子。张世和和其他许多人则试图透彻理解这个体系，改变这个让毛泽东走上高位的体系。他在1980年代开办中国首家独立书店，但1989年的屠杀让他清醒意识到，他必须做点更加实际的事情。1993年，他离开北京加入了一个活动人士的社区，希望促成某些变革。

在2000年代中期，张世和为自己赢得公民记者的声誉----这是一群活动家，他们用新出现的数字技术拍摄采访并发送到互联网上，这样可以绕过传统形式的审查。他起了一个网名叫老虎庙，现在还有很多人记得。

北京是张世和骑车游历中国内陆的出发点。有一年，他花五个月沿着黄河骑行，拍了超过四十个视频，内容都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污染和腐败。其中有三十多个视频如今还能在大陆的网上下载。其余的被审查屏蔽，只能在youtube上找到。

“人人都爱旅游但很少人有这么多空闲时间，”张世和说道，“大家都在忙着赚钱。我当时的想法是，我有时间可没钱，那我就去穷游吧。”

这些影片让他名扬全国，之后整个2010年代对互联网的整肃让这样的作品销声匿迹。但这并不能让张世和停下脚步。回到西安后，他远离聚光灯，把晚年生活用于拍摄纪录片和口述史----做未来中国可能会阅读的漂流瓶。

西安可能是唯一能找到江雪和张世和这一类逆行者的城市。过去两千年中，这里曾是十个王朝的首都，在某个时代甚至是全球最世界性的城市。但近几十年，传统成为某种负担：很多人觉得中世纪的城墙、重工业、被飞尘和黄土包围让这个城市像是肮脏落后的中国内地城市的典型。

这样的名声被后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小说给固化了。贾平凹在1993出版的轻虚构小说把西安称为西京，他把西京描述成曾经辉煌的都城，最后成为臭水沟。这本书名字叫《废都》。

这本小说以性描写出名，也是它很快就被禁止的原因。但性仅仅是推动主人公愤世嫉俗的动因之一，小说的两个主角互相利用，冷酷无情，欲壑难填。男配角周敏是从县城到城里碰运气的混混，他说服一个不入流的小作家，帮他伪造一封某大作家的推荐信，去某著名文学杂志应聘。周敏得到这份工作，可他从没读过那些书。他决定要写一篇关于大作家的文章，这篇溜须拍马的文章里提到了作家的女性征服史，作家在提及这些女友时一脸不屑。这样的态度令当事人不爽，一纸诉状把作家告上法院。

这出法庭战争成为故事的主线，但读者们更关心的是主人公沉溺于床第、赌桌和酒精之间。唯一的规则就是只管自己不管别人，小说的结论是因为人际关系的崩塌。表面上这可以看作是早年经济改革岁月争先恐后造成的，当主角们逐步展示自己，读者们才发现他们早就在毛泽东时代的暴力革命中扔掉道德底线。那个年代，生存的唯一出路就是出卖朋友落井下石，至少主角们的故事这么告诉我们。正是那个毫无道德的时代造就了今天中国随心所欲的现状。

另一个关键主题是审查，表面上是因为小说的性描写。贾平凹告诉读者小说的一部分被删减，用空白格子替代----每个格子代表一个被他自愿删除的汉字（也许不是自愿，作者没说明）。空白格子的使用并非随机应变；在二十世纪中国写作中，作者们用空白格子来指代被删减的文字。在每一处删减的后面，贾平凹会告诉读者此处删除多少字：”作者删除多少多少字。“

但删减的文字似乎和性关系不大，因为每次都是在特定的场景。有推断认为是其他内容被删减。到底删掉了什么，作者故意含糊其辞。

小说的背景设在政治气氛浓郁的1980年代，文化界的各种运动一个接着另一个，直到发生1989年屠杀。这样的背景却完全没有在书中表现出来，实际上，政治以外的一切都被讨论，只有政治被一丝不苟剔除。不得不让人联想到，那些空白格子里写的是政治，而非性。

小说之后再次被审查，但以某种更隐秘的方式。2009年，此书由作家出版社再版，这是成立于1953年的老牌出版社，也是中国最著名官方作家的大本营。这似乎在为贾平凹的社会评论背书----小说最终得以出版。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书中不再有空白格子代替被删减的段落，取而代之的是省略号，这在中文世界不代表删减。每段的文字也变成”作者此处有删节“，再也不提具体删减的字数。

正如学者托马斯-陈(Thomas Chen)所说，公众可以用空白格子（注1）来评估审查行为。格子本身就意味着审查，贾平凹还告诉大家删减的字数。新版变得很模糊：有删减，但原因不明----这段省略可能就是艺术的模糊性。审查工作退到幕后，几乎看不见了。

即便是在习近平时代持续的打压下，西安也比北京要有活力。北京原来那些亲近的街坊邻里现在都成为法西斯巨人，而西安的城墙和庙宇还是一个连续的都市空间。这里有中国密度最高的高校和研究所，远离首都、保留传统也让这个城市还保有一点偏差。

当我徘徊在张志和的公寓，浏览他的电影海报，旧自行车和摄影器材，我问他上面的解释是否成立。他拿走我的眼镜放进超声波机器，希望我能把世界看得更清晰。

他大笑道：”当然不是！我们能在这里做点事情，是因为这是一个傻瓜城市。这里的官员还没弄清中央政府想干啥。警察也都很傻。如果这里的警察去北京培训一下，回来就会更残酷！“

江雪和张志和争论了几个小时，交换毛泽东时代的故事，他是当事人，她是目击者的下一代。我问张世和他的作品是否让他成为一个异议分子。这个词并没有对应的中文翻译。一个比较累赘的词是“持不同政见者”。一个更精简的词是“异己”。“异”的意思是不同的，奇怪的，不寻常的，“己”的意思是自己。这个字可以是异议分子，也可以是怪物和外人----不是自己人。和主流人物比较张志和当然是个异己，但他个人并不喜欢这个词。

他认为自己被另一个同音字所激励：义，意思是正当的。这个概念贯穿几千年的中国，英雄、强盗、将军们，他们在各种场景下，他们有各自的毛病，但都为某个正当的理由奋战。这些人往往被迫退到中国地理意义上的穷乡僻壤，也就有了一个词叫江湖----字面就是河流湖泊的意思----也就是正义得以伸张的法外之地。在我们谈话过程中，张志和反复提到这个义字，或是大义，这是多年来在中国许多文化中最有力量的理念之一。

”政治？别提了。但大义........"他边说边想，试图给这个词下个定义，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我就是那种人，看到不平之事会真的愤怒。我必须出来说话。”

张志和众多项目中的一个是帮助当地学者谌红果制作视频。谌红果是著名的法律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他后来辞去教职成为自由职业者。他组建一个图书馆和沙龙，举办公共讨论会，参与者都是知名作家、学者和艺术家。

到2021年为止的六年时间里，谌红果、张志和和江雪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只要有一点点空间，就能做出怎样的公共作品。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这些工作是在和时间赛跑。所以张志和把每次聚会都录成视频，现在都发布到网上，成为一个档案，显示中国公民社会可以成为的样子----这是发往未来的消息，那应该是比过去和现在更有希望的岁月。2018年，我造访这个沙龙，和这个社交圈里的朋友们交流了一个星期。

午夜降临，大兴善寺门口的聚光灯照着四个大字：密藏宗风。公元六世纪的唐朝是这座大庙最鼎盛的时期，这里是传播外国文化的中心。从印度远道而来的佛教传教士住在庙里，把梵文经卷翻译成中文，并为帝王出谋划策，奉献来自佛宗的关于生命和社会的新鲜思想。

现在，寺庙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白天游客在各处自拍，上香祈求财富，晚间一片安静，只有被灯照亮的牌匾。2010年代后面数年，街对面的某建筑灯火通明。虽然不起眼，但有一个不寻常的标志：“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苏格拉底悖论翻译成中文就是知无知，这是2010年代中国最活跃的公共论坛的正式名字。作为一个艺术文化空间，知无知举办每日文学论坛，几十个读书小组，所有活动的现场实况广播（感谢张志和这些内容还能在海外网站如youtube上找到）。各个房间装饰很简单，它通过思想来吸引人们到访。

2018年一个雨夜，我曾路过这里，加入三十多个专心的听众，他们正在听一位大学退休教授讲莎士比亚的《李尔王》。

谌红果说：“李尔王有三个女儿，两个女儿只说他爱听的话，她们没有说实话。但他不愿意听另一个女儿的。”

雨水敲打着玻璃窗，汽车在街道上飞驰而过。更多听众来到现场，散乱坐在折叠椅上，沙发里，小板凳上。

很快座位就满了，人们都看着谌红果，四十五岁不安分的人，永远带着调皮的笑容，有热情略沙哑的声音，不停抛出自己的观点。他耷拉在台上的椅子里，用右手指挥着人群，左手拿着遥控器播放幻灯片，内容是电影截图，莎士比亚选段和各种观点。

“李尔王犯了什么错？他没有倾听他最诚实可信的女儿。他没必要这么做。绝对权力：李尔王面对的是一个政治问题，但他没意识到这一点。”

谌红果讲了近两个小时，没人不耐烦或退场。眼下是中国几十年来政治最压抑的时代，但许多人仍旧渴望更多，就在这个夜晚人们持续涌进来：一个失去理想的记者，又重新在知无知找到理想；下班的警察对道德性感到好奇；一位高校教师为自己学生的漠然态度感到伤心；一个成功的创业者觉得社会需要不同的声音才会持久繁荣。没人熟悉李尔王，但大家知道不管主题是什么，知不知都一样的生机勃勃。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谌红果说道，他马上要进入问答时间。“我们时代的政治是不是’盲人骑瞎马？‘”

2006年谌红果被发配到西安，他出生在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一路考进北大。在北大师从知名教授，毕业后在西安的西北政法大学任教。对于想在学术道路发展的年轻人似乎还不错，2000年代的北京开放而有活力，西安则相对闭塞。谌红果邀请客座主持人，包括许多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他在北大的老师贺卫方教授，经济学家也是改革派的茅于轼，独立历史学家吴思，公民人权律师浦志强。

他还没满足。过去十年间，许多大学都建立远郊的新校区，这样有更大的空间招生。但学生们因此远离了教职员也远离社会。教师们坐着校车来往于校区和城区，只在上课的时候能接触到学生。

为了和学生联系得更紧密，谌红果成立一个读书俱乐部，他们开始阅读弥尔顿的《失乐园》，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还有《论美国的民主》。因为校方不愿意给他们教室，学生们只能到他办公室聚会。房间挤不下，他们就站在走廊和楼梯上。很快中国媒体就用同情的口吻报道了谌红果的”楼道文学社“。

公安部门反对他的这些活动。2010年，当他试图去香港参加一个会议时被短暂留置。2013年他辞去教职，让每个熟人都大吃一惊。

”没人支持我的决定“，他在知无知的讲座间隙告诉我。”我妻子？不可能。我们坐下来抱头痛哭。每个人都担心在中国的体制内我无法找到工作。贺卫方教授打电话给我：’别辞职。‘可我还是这么干了。“

那一年晚些时候，共产党发布九号文件，不允许高校传播外国思想和理念，包括宪政思想---那正是谌红果曾经传播的。“他们肯定会把我开除，还好我先辞职。”对高校的限制是整体计划的一部分，更大规模背离开放社会的步骤会接踵而来。谌红果思考自己该做些什么。

他在北京呆了一年，探索未来的可能性，然后又去香港住半年，2015年夏天他发起知无知空间。张世和和江雪当时也在西安，很愿意一起搭把手。除了对讲座录像，张世和还帮忙发布和各种线上联络，江雪负责举办活动。

虽然这个空间最后不得不关张，但谌红果一直继续讲课，张世和继续把录像发到网上，这样他们可以获得一些盈利。谌红果依然认为辞职搞自己的项目是正确的选择。

“在学校里，每个月我只能开很少几次讲座，所有内容都要经过校方批准。我每次搞讲座，学生辅导员都会劝他们别来参加，还要记录哪些学生参加了讲座。现在，我每周要开十个讲座。”

我问他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外国人总是想知道，通过做这些事情，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改变”中国，包括选举周期、民间基金等等。我问他要花多长时间中国社会才能变得更加开放，不管这个开放对他意味着什么。

“中国有句老话，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真正的社会变革需要时间。有位学者用四个字形容我们的工作：精神重建。”

谌红果自己的精神生活包括宗教。2009年，他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成为这一波文化基督教浪潮的一部分。许多人是被权利来自永恒的上帝赐予这个概念吸引，这比来自反复无常的政府许可要更有吸引力。

谌红果不会定期去教会，但他说这些信仰的观念很早就出现他生命中。一则，他相信微小的行动会带来丰厚的成果。我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引用一段路加福音。这是关于一个人播下种子的寓言：一些种子落入岩石，一些种子被鸟吞食，但总有种子落入沃土，萌芽成长待来日。

“一颗种子就能改变一切，”他说，“谁能断言它的未来呢？”

作为知识分子活动中心，知无知规模很小。从电梯出来，大会议室在左侧，右边是小咖啡吧在售卖野营用品----印着红胡子苏格拉底的手提包和印有知无知标识的咖啡杯。主厅有个略高一点的舞台，对面是书架和放满了椅子、板凳和沙发的开放空间。一面墙上是浓墨书法写的知无知三个字，这是谌红果的导师北大的贺卫方题的字。其他墙上都贴着主讲人的照片，大部分都是体制的批评者，比如郭于华，写过共产党如何残暴的治理，还有电影人胡杰和艾晓明。胡杰的木版画作品点缀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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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不知空间有几位赞助人，包括李涛，前新闻记者，后来是报纸的编辑。当报纸被莫名查封，他开始投资房产和煤矿。

“我已经和理想主义说再见，但谌红果还在追寻。”李涛告诉我，带着沉思的神色。“我必须支持他。”

每次我参加的活动都能遇见一个瘦瘦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自称名字是子佳。

“我是公安部门的，”我们私下交流的时候他告诉我。

“你的意思是保安么？和门口那些门卫一样？”

“不是，我是说公安，”他笑起来，指一下自己肩膀上想象中的肩章，用英语说到：“警察！”

“你是来工作的？”

“不是。我学到了很多。这里让我学会思考。”

“怎么会呢？”

“今天我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男人，书包里藏着一把大刀。我可以直接逮捕他。搞定，领奖，领导也高兴。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他戴着穆斯林的帽子。”他意味深长的看我一眼。中国正在兴起一场反对伊斯兰的运动，穆斯林经常被送进教育营，哪怕是因为一些最轻微的违规。“但我决定先和他谈谈。”

“所以我就和他聊天。他正要去上班。他开一家清真肉店。所以我就告诉他，‘兄弟，你真不应该带着刀上公交车，即便是为了上班宰羊也不行。你得把刀留在店里，别再带上公交车。’然后我们就笑着道别。”

“我也不知道。有时你就想和人聊聊，互相理解对方的观点。”

“你经常来这里么？”

“我觉得这个空间很棒。有人会说，‘这很敏感，‘但这不过是一些讲座。”

谌红果辞去教职那年，江雪也不当记者了。他们都认识到，来自高层的指令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无法像之前一样继续进行下去。他们都很幸运，家庭和朋友们都很支持他们。

辞职之后，江雪靠积蓄过日子，给那些抵抗这个系统的人们写长篇传记。其中就有著名律师浦志强的妻子。她还写郭玉闪的妻子，郭是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创办人，这是一个私人创办的智库。江雪还着重描写人权律师们的妻子。但这些文字几乎立刻被封禁了。她还继续对《星火》杂志的研究，也和张志和合作录制她的采访并发布上网。

“我觉得我必须写她们，”她说道，“过去他们一直告诫你这不能写那不能写。现在我什么都能写。”

为了和大家保持联系，她一直在知无知当志愿者。她会推荐主讲人，也偶尔代替谌红果做现场主持人。知无知被关闭后，她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和拍摄，虽然发表的渠道越来越少。

张志和也更加内向。政府封禁他以前在社交媒体上发的政治观察短视频----比如那些他沿着黄河骑行时拍摄的----这可以看作是习近平反对自由思考的运动的胜利。但封禁驱使张志和继续向更深处挖掘，拍摄时长更长的视频----这对于未来的中国人可能更有用。

他最大的野心就是做一个系列访谈，采访那些在毛泽东时代山区铁路修建时的奴隶童工。几千人因为艰苦的工作条件死去，但幸存者和死者家庭没有收到任何补偿或哪怕道歉。每过几周就有人来西安，一起去省政府请愿，要求纠正。他们会到张志和的寓所停留，吃顿饭或喝瓶烧酒。

张志和明白自己为这些人拍摄的视频在如今的中国不可能被放映。但他仍旧抱有希望，他为下一代创建某种记录，那个在大洪水中幸存的方舟。

“你不停问我为什么，我对这些理论问题不在行，”他告诉我，“我只知道我得一直做下去，这是我对历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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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雪访

当江雪在西安火车站走下出租车时，镜头一下子拉近她。周围又冷又黑。她的声音盖过了视频里其它声音。她在解释这次行程，她打算回家乡甘肃省去探索《星火》杂志背后的故事。

这个发布于2016年的视频长四十分钟，2022年上传到youtube。它展示了江雪的一些工作方式：她冷静的提问，在长期工作时的耐心。她自己拍摄了大部分视频，那些特别抖动的，太多推拉的。老虎庙帮她做了视频编辑，让故事聚焦在一个人，向承鉴，那时是兰州大学的年轻学生，负责印刷第一和第二期《星火》杂志。

这部影片是江雪脱离主流媒体后的新角色“独立采访人”的工作成果。她把视频和文字两种作品连接起来，起了一个名字《雪访》。雪是她的名字，访是采访和访问。她作品中那种亲切感让它们看起来像友人的互访，江雪如同一个安静的聆听者，只是偶尔在老人陷入往事沉思时才催促一下。

前几段和《星火》其他人的短暂采访后，影片进入了长达三十分钟的对向承鉴的访谈。（注2）他坐在自家沙发上，靠着一个大大的红色靠枕。他双手交错放在脑后，眼睛闭着，做出朝前看的姿态。

那个时间段他最想念的人的是谁？

他想到了老朋友冯哲军，胡守军，当然还有张春元，这个小组的领头人，他是最年长的。

“我十分想念他们每一个人。很多时候他们一直在我头脑中。”

“经常会这样？”

“常常如此。”

“你能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

“是的。”

“他们还是年轻时的模样。”

“是的。我不会忘记他们。直到有一天我走了，都不会忘记他们。”

“是因为他们这些人......”

“他们都特别心善。他们了不起。”

“所以我们应该记住他们。”

“我希望这个国家能回顾历史悲剧，不要犯重复的错误。我们应该吸取教训。我希望年轻人有正义感，延续这种美德，有正义感。”

“人们应该勇于行动？”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我们要珍惜生命，在需要你的时候挺身而出。否则你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向承鉴把手放在头上，盖着眼睛。他叹口气，念了一首十二世纪诗人陆游的诗，关于承认眼下的失败，但仍希望最终的胜利。这首诗开始的叙事是认可佛教思想，生命是空无一物，尘世间的烦恼不值一提。他最悔恨的是中国的九个省份还被蒙古侵略者割据。他很有信心著名的将军终将收复大好河山，但他此生是看不到了。所以诗人告诉儿子，将来祭奠他的时候别忘了告诉他胜利的好消息。

死去元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无忘告乃翁。

这首诗为中国人所熟知，所以向承鉴只要念一句，江雪就发出了叹息。她不禁有些彷徨（注3）：在这个老人的余生，中国也许不会再完整，然而，我的余生还能目睹那个时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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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门户

1938年，争夺中国的战斗如火如荼。日本军队在上海和南京打垮了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军，接着就是臭名昭著的大屠杀和涌向内地的几百万难民潮。外界观察人士都认为中国再过几个月就会全面投降。

接着发生了小小的奇迹，蒋的军队在徐州一带的平原坚守了整整一个月。在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后，三十万守军主动撤往大别山地区，这里众多山脉成南北向隆伏，犹如一道天然屏障。中国士兵们边打边退，互相掩护。他们的目标：在通往中国内地的门户作最后的抵抗，那就是工业重镇武汉。

千百年来，武汉一直具备战略重要性。它位于中国最大的河流长江和最重要的南北水道汉水的汇流处。汉水的源头在千里之外的西安。过去的武汉由三个城区构成：武昌是中国中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位于长江南岸；江对面是汉口和汉阳，位于汉水两岸。帝国时代，湖广总督是中国最有权势的封疆大吏，控制着大片的复杂水网和湿地。几个世纪以来，武汉都被称为九省通衢。

1938年，三个城市并称为武汉，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地区中最重要的城市。它也让人看到，如果中国人无拘无束，可以发挥出怎样的活力。为了最大程度团结这个国家，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允许自由办报和自由的艺术表达。审查和秘密警察都消失了，城市充满了生机。报纸大量涌现，报道政府的各种弊病和大量涌入的难民。作家们比如老舍逃离日本占领区，从北京来到武汉，他们开始描写中国的抵抗行动。

加入他们队伍的还有著名的摄影师、电影人和来自全世界的作家们，他们是来见证中日战争的。这些访问者包括了匈牙利摄影师罗伯特-卡帕(Robert Capa)，丹麦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斯(Joris Ivens)，还有两位英国作家，诗人威斯坦-休-奥登(W.H. Auden)和小说家克里斯托弗-艾什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西班牙刚被法西斯打败，武汉会是下一个----在奥登和艾什伍德的回忆录中，这是时代的风向标和未来的预言。

这里是战时中国真正的首都。各色人等全住在这个城里......将军们、大使们、记者们，外国轮船的海军官兵、来碰运气的大兵、飞行员，传教士、间谍。隐藏其间的各种线索，如果有某位能人可以找出头绪，一定能预测接下去五十年的各种事件。（注2）

武汉曾有两百多个湖泊，是史前海洋的遗存，当然后来大部分都被填埋了。虽然最后仅剩下三十多个湖泊，它的昵称仍旧是“海绵之城”，在建筑工地会发现水洞，道路会被水淹没，公园也经常因内涝而积水。下雨季节，从天而降的水滴和从工厂蒸汽机弥漫的烟尘混合，把整个城市都包裹在雾气蒙蒙之中。



正是在这样一个夏季快要完结的某日，我去拜访了艾晓明（注1）。她曾居住在寒冷的北京和亚热带的广州，也总是被家乡吸引回到中国的中心----这个家庭生于战乱，流离失所，为政权左右。她的生活也就是在这些迥异的家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尽责的女儿，关心的母亲，多产的研究者，社会活动家，地下历史学家。

每个角色都以一个不同的地点为中心。从1995年到2012年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广州，因为她的教职在那里。她的学生们和许多活跃分子都在那里。她的第一部电影也在广州诞生：《阴道独白》，她和胡杰一起拍摄的。2005年的影片《太石村》，记录当局如何系统化的抹杀农村居民的权利。她的住所几乎是半公开的空间，活跃分子和来访者可以过来剪辑放映影片，甚至当他们无处可去时，就住在那里。她如同一只母鸡，早晨带着客人们去菜场买菜，回来就开始讨论下午的工作，然后晚上煮一大桌菜，晚餐是一天最热闹的。

2008年，她五十五岁，从大学退休。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这不算提前退休，有才华有能力的人被撇在一边，往往正是他们创作的高峰期，因为要给年轻人腾位子----这种狡黠的方式让年轻人找到工作，老人则被边缘化。她没有马上卖掉广州的房子，直到2020年。那会，她生活的重心完全回到了武汉，她最后带的一届学生早在2012年就毕业了。

在武汉，艾晓明有三套房子（注3）分别对应她的三个角色：活跃份子、女儿、妻子和母亲。她能有这么多空间是靠弟弟艾路明，武汉最知名的私人企业家和慈善家之一。艾路明拿过经济学博士，1988年创办了武汉当代科技集团，从生物科技起家，成为横跨地产等行业的大型企业。2019年，中国财富胡润榜单估计他的私人财产近十亿。（注4）

在湖泊点缀的武汉南区，靠近地铁二号线和三环路，艾路明自己开发了一个物业，自己也住在这里。2000年代兴建的物业，现在看不算奢华，但这栋二十三层的大楼看着相当不错，每层按照格局不同大约有四个单元。大楼周围绿树成荫，窄小的街面上停满了车，但每个车都停在指定的车位。当然也有布告栏和横幅，告诫大家紧跟党最新的运动----“红色教育”，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正赶上这个。这个小区和大多数中国的其他小区一样，门口有保安，他们用来阻挡小贩和试图抄近路的车流，也可以记录谁来这里拜访了谁。

艾家占据了很大一个单元。他们的母亲1997年去世，父亲继续住在这里。艾晓明多数时间住在这里，照顾卧床的父亲，也在她自己的书房里搞研究。有个保姆帮她一起承担家务，艾晓明做了大部分事情----虽然很累，但她也乐于这么做。她弟弟1957年出生，比她小四岁，她很爱弟弟。弟弟还没有退休，所以她很高兴自己在照顾父亲这方面担负起责任。

此外，她自己家还有一套小一点的房子，她很注意保护家庭隐私。她和丈夫有一个儿子，曾经在海外留学，现在替自己亲舅舅工作。很多年来，艾晓明还有个在同一个小区的小公寓，她在那里接待活跃份子和异议份子。这样她可以区分三个不同的世界，也不会给她的核心家庭或原生家庭带来负面影响。和所有企业家一样，她弟弟也是中共党员，她很明白弟弟不能卷入她的这些工作。她从不问弟弟要钱，但非常自豪于弟弟的白手起家和慈善事业。

她在弟弟家的书房里放着电脑屏幕和显示器，她在这里编辑自己的作品，维护自己的第四个空间：虚拟世界的社交网络、邮件、通讯软体。

这几个世界都围绕着她，瓜分她的时间。我们坐在她的书房里聊了几个小时，只有在她下楼照看她父亲时中断几次。虽然她的公共角色是权利和弱势群体的坚强捍卫者，私下里她经常开玩笑，也爱笑----尤其爱自嘲。对于她在生活中的不同侧面，可以发现太多峰回路转的荒诞：年轻时的狂热，在三十多岁时毫不关心政治，只管读书上进，当年龄渐长，又转向女性主义和社会活动，而此时大多数人已经奔向其他目标。

从另一个角度，她的生活也同样绕了一个大圈子。前二十五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什么都不能做。然后是改革时代，中国人开始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塑造自己的人生。现在她又被管制了，政治再次回到了指令模式。在这么多经历中，有一件事一直没变，她的血缘，她的家族历史让她走上一条循规蹈矩的道路，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挣脱。



尽管举世关注，武汉在1938年仍旧陷落了。这个战役改变了二战的进程。日本原先打算在中国速胜，然后可以转向亚洲其他地区。实际上，蒋介石阻挡了日本西进的步伐，并在上游更远的城市重庆设立了战时首都。蒋介石的士兵拖住了几十万日本军队，直到战争结束。

但在当时，丢掉武汉被看成一连串失利后的又一次战败。当然，损失的人力是无法想象的。死伤的数字很快就上升到千万级别，为了阻挡日军前进，黄河大坝被炸开，洪水摧毁了成百上千的村庄，淹没了广大区域的农田。让灾难浮现的是成千上万的孤儿。救援组织在本土和海外发起活动，为孤儿们寻找领养家庭。

中国的政府官员试图带头做榜样，其中就有唐生智。他曾一度是蒋介石战场上的对手。前一年，蒋介石让他防守南京，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唐生智为这次溃败负责，辞职回到湖南乡下和家人团聚并研究佛经。他只有一个女儿，叫唐仁群，嫁给了一名空军教官。唐生智将军响应号召，收养了十一个孩子，他们都住在家族附近，也一起上学，就在唐将军兴建的湖南学堂里。

不久之后，唐将军的女婿死于一次坠机。将军的女儿成了寡妇，带着一个月大的女儿搬回了家族居住，认识了这些被收养的兄弟姐妹。其中就有艾仁宽，当时才十三岁，比她小六岁。1940年代末，艾仁宽进入军校，也和唐将军的女儿彼此相爱。

他们的爱情故事因为政府在内战输给了共产党而变得复杂了。唐家有机会可以逃往台湾，但唐生智和毛泽东在三十年代打过交道，也没有参与政府和共产党敌对的活动。他感觉自己没事，所以留了下来。共产党也给予了不错的回报，宣布唐生智是民主人士，还任命他为湖南省副省长，当然大多数时候这是个荣誉职位。

作为这个家族的领头人，唐将军的决定对所有家庭成员都适用，包括他女儿。艾仁宽本来可以飞往台湾，但因为和唐仁群的爱情留在大陆。两人在1950年结婚。艾仁宽被批准加入人民解放军，后来还入了党，他曾经当过国民党政府官员的罪行似乎被宽恕了。他跟着部队来到武汉，几年后复员了。他在武汉商业部门找了份工作，然后又成为一名小学老师。幸亏他在唐将军的私塾受到的良好教育，他的英语水平不错，所以又通过考试成为一名中学英语教师。

1953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降生了，这个活泼的女儿就是艾晓明。在那个时代这是最常见的名字，表示对新政权的效忠。晓就是拂晓，明就是光明。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正在开启最光明的一天。

艾晓明，还有比她大十四岁的姐姐，母亲第一次婚姻带来的继女，还有几年后出生的弟弟，作为“将军的孙辈”长大了。这是一种有点小特权的平静生活：和许多人相比，他们没有受到限量供应的困扰，人们也对他们的家庭背景表示了尊敬。但是他们自己明白这样的地位是朝不保夕的。几百万和前朝有关的人在共产党最早期的运动中被清洗或杀害。他们幸存下来都仰仗党的恩赐。

艾晓明回忆在武汉长大的1950年代和1960年代，似乎都很安静。母亲唐仁群心理脆弱，易患精神分裂。她的性别是将军复杂家庭生活的焦点。他曾经有过婚史，但因为妻子只生下了女儿唐仁群，将军和她离了婚----将军需要一个儿子来传宗接代。离婚后，唐仁群和将军以及他的新一任妻子生活在一起。因为第二任也没生下子女，所以夫妻俩就让唐仁群穿男生的服装，假装他们有个儿子。当她十岁时，唐仁群精神崩溃，尖叫着要自己的妈妈。她被打发走和母亲居住，然后就嫁给了第一任丈夫，那个空军教官。丈夫死后，她又回到唐家，在嫁给艾仁宽后，她终于找到了自己心爱的男人。她的精神状态变得稳定。但社会压力还是再一次来临。血缘又一次成为这个家庭灾难的中心。

艾晓明的父母很清楚，他们的个人出身和旧朝联系很深。他们力图让子女不要受到牵累，希望子女和自己关系疏远一些。他们告诉艾晓明和弟弟，他们无法给出如何当一个好市民的建议。他们谆谆叮嘱的就是要低调不要出风头，要学会适应社会。

“我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但不是那种要我们出人头地或成就事业的严格，”（注5）艾晓明回忆道。“相反，他不想我们惹上麻烦，或者独立思考。他的目的是家人和孩子的安全。”

1966年，父亲的恐惧被证明了----多年谨小慎微没起作用----文革来临。唐将军被逮捕入狱，1970年死在狱中，享年八十一岁。艾仁宽作为国民党将军的养子和女婿也受到冲击。他不仅是“历史反革命”---共产党给那些1949年之前犯过类似错误的人的罪行。他还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意思是他一直以来都反对政府。

为了证明这一点，党从他的英语教学中找例证。他被指控在黑板上用英文写“毛泽东生在中国，”还有"雷凯是个神枪手。“在他的供述中，艾仁宽承认两者毫无关联。第一句话来自教科书。第二句话是关于学校毕业的学生成为神枪手，他回到学校作报告，他因为学习了毛泽东思想才成为出色的枪手。这两句话并没有隐藏的恶意或隐含着对毛泽东的威胁。

不管有没有证据，艾仁宽都被开除了教职，被毒打还剃了光头，接下来几年他负责打扫厕所。后来因为手巧，他被允许修理拖拉机、手表和其他设备。他还去厨房帮厨。

妻子唐仁群，将军的女儿，也被毒打和关押，被迫写检讨（注6）。除了控诉父亲，她还要深刻反省她在高校图书馆工作时犯过的错误。为了做辣椒酱，她用自己的粮票从学校商店购买辣椒。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她承认。她因为父亲是著名的将军才有这些富余的粮票。她意图用粮票购买奢侈品的行为显示，她没有对自己的特权有清醒的认识。

在她父亲和丈夫被关押的时候，她一遍又一遍写着检讨，艾晓明和弟弟被留在家中无人照看。（他们同母异父的姐姐，那个飞行教官的女儿，已经结婚离开了家庭。）最后她被释放了，她的新工作是在一个景区清洗地面。她的精神分裂再次发作，有时她跑去邻居家砰砰敲门，质问为何她的家庭都被毁了。

在父亲被控诉的时候，十二岁的艾晓明也成了一个靶子。她正在前往学校商店的路上，两个学生拦住了她，让她和自己父亲划清界限。她还没弄清状况就被闪电击中，慌乱的跑回家。

当晚她拿出一张报纸，用毛笔写了控诉父亲的大字报，指责他在家是一个暴君。这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指控，她的大字报也不算很大，但她明白这是她和这个家庭划清界限的唯一方式。第二天她回到学校商店，爬上一张椅子，把大字报贴在墙上。

她内心一片混乱。她像个机器人一样，仍旧去学校上课。父亲已经失踪了，母亲每天都在为辣椒酱的罪行忏悔，要么就去景区拖地，艾晓明和弟弟必须自己找吃的。

有一天老师把她叫住。

”你在作文本上写了啥？“

”随便写的。“

”你写了艾仁宽是么？“

”我没写！“

”我们掌握了你父亲的一切。你还在藕断丝连。为何没有一刀两断？你还想起了什么？想想吧！“

老师拿出艾晓明的作文本，把它翻过来。反面写着“艾仁宽是好人”。是用铅笔手写的。虽然字写得歪歪扭扭，但看得很清楚。那天下午同学们都收听了学校广播喇叭里的宣传剧，喇叭就装在每一个教室里。她回忆起自己双手互握，虽然周围一片嘈杂， 她几乎一直在打瞌睡。是她自己写的么？

老师写了一个报告放在她档案里：艾晓明写了反革命标语。

艾晓明仍旧努力成为新中国的好公民。她试图加入红卫兵，因为家庭背景被拒绝了，但后来因为标准松动她终于加入了另一个小组。她学会了跳革命舞蹈。她改了自己的名字。不再是艾晓明，而是艾卫东，保卫东方的意思，也就是保卫毛泽东。当她所在的红卫兵小组在天安门广场见到毛泽东的时候，她在日记中写道：“父母给了我生命，毛主席教育了我。”

1969年艾晓明读完了小学和初中。现实的考验来了：她因为家庭成分被高中拒收。因为家庭的政治因素导致学业中断。第二年她把名字改回原来的晓明，和其他千千万万的城市青年一起上山下乡，去田间劳动，向农民学习。

当她回忆过往的时候，她嘲笑那时的荒诞。她的青少年岁月都在种地读毛选。有一天，当我们再谈论这些，她忍不住脱口而出：“那纯粹是浪费时间！”

后来，她的血缘又拯救了她。1974年，离文革结束还有两年，党重启了高等教育。高考要到1978年才恢复，但毛主义大学开始招收高干子弟，包括那些死于毛主义暴力的干部子女。和习近平如何进入大学的故事一样，艾晓明连高中文凭都没有照样进了大学。她的祖父是唐生智将军，这就够格了。

但和习近平那些人利用这个机会开启自己成功的官场履历不一样，艾晓明被所学的知识改变了。她进入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和其他许多高校一样，当时这个学校也被迫迁往乡村。所以艾晓明还是远离家乡，而每天的课程大部分就是背诵毛主席诗词。她和其他同学一起找到一些外国作家的小说，比如托尔斯泰和司汤达，然后互相传阅。她们也阅读中文经典作品，那些作品有道德和理念有关的深邃思想。

信息的沉淀是很慢的。1976毛泽东死后，艾晓明非常努力想要入党，用血写了入党申请。但因为档案中的污点被拒绝了----就是那个“反革命”标语，内容是父亲是个好人。她一直坚持申请终于再1984年被批准入党。之后她这样解释自己的想法：党员资格是个“保险箱”----可以在未来的岁月保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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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她移居北京攻读北师大中文系的博士。她仅用了两年就完成了左翼文学的论文----成为文革后第一个女博士。然后她任职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这是一个团中央的直属院校，这是党的一个重要机构----吸引年轻人才进入体制的重要渠道。这个工作如果不是党员根本不可能。

这份工作可以成为教育界美好职业道路的起点。但艾晓明内心的想法在发生变化。她和一些局外人成为好友，比如王小波，学习他的“沉默大多数”这个理念，了解被中国共产党封杀的人们。艾晓明在王小波1997年因心脏病早逝后，写了深情的悼念文章并帮助出版了一个文集。当王小波的尸体在火葬场被放入棺材时，艾晓明把刚刚出版的他的文集放在他手中。

1988年艾晓明曾在香港工作了一年，学习米兰-昆德拉，翻译他的作品《小说的艺术》。1989年她回到中国，学生示威活动正在发生。她继续从事学术工作，生活的重心是刚出生的儿子。和王小波一样，她不知道广场上喧嚣的场面能带来什么，也不清楚学生们的诉求。

“我们这一群经历过文革的人本能要和政治运动保持距离。八九学运，我内心是抵触的。”她说，自嘲现在回顾自己当时的态度有多可笑----她，一个政治活跃份子对现代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抗议活动不屑一顾。“现在我的看法不一样了，但那时我就是那样的想法。我当然支持民主，但我们经历了太多的运动。我再也不想加入任何运动了。”

但艾晓明为学生的言论自由权利抗争。许多人在共产党宣布戒严令后离开了广场，因为很清楚当局打算使用暴力清场，但艾晓明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显露了本色。

“也许我受了昆德拉的影响。你不能用这样的手段对付学生。我必须站出来。”

她到广场上看望示威学生，给绝食的学生送去毛毯。可屠杀让她措手不及。“我们从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难以置信。”

屠杀发生后，她的学校发起了针对所有运动参与者的清洗。她躲过了大部分指控但也清楚自己在这个高校是没有前途了，因为这里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结构深深绑定。因为对政治的厌烦，她接受了广州中山大学的教职，这是个南方的大城市，离香港不远。她加入了中文系，之后转入比较文学专业。她的注意力转向了女性议题。她告诉我，她注意到系里有些不对劲。

“比如在学术会议上，女性学者很少，尤其是高级别的学者。我们系里女教授尤其少。再出色的女教授也不能担任系领导或其他管理职位。我意识到我们所有谈论的女性议题在学校表现非常典型。”

1999年对她是个转折点，她在田纳西州的南方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

“美国大学不仅仅搞研究。他们还要服务社会、改变社会。这对我影响很大。我第一次思考了这些问题。我真的喜欢民主、平等的教育形式。”

“我参加了校园里的许多活动。这个学校强调多元化。学校里活动非常多，比如非裔美国人音乐小组和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活动。这让我学会了一个大学理应如此。”

她在这一年还学会了拍摄影片。她几乎每天都借阅两三本录像片，有时候早上七点半就来借阅，晚上就归还了。

在美国期间她看了话剧《阴道独白》，内容是关于性经验，生殖、割礼和月经，还有其他女性话题，这些话题通常被认为是不恰当的，边缘化的，必须低调处理。她2000年回到中国，把剧本翻译成中文，并让自己的学生上台表演。

此刻的中国正值新一轮激烈的思想碰撞。对很多社会问题的曝光变得更普遍，包括2003年黄静案，一个姑娘被她男友强奸后死亡。艾晓明出来为黄静案奔走呼喊，引发了全国的关注。她还关注了死在收容所的年轻人孙志刚。这个案件改写了警察收容迁徙农民工的政策。看起来，一个更加透明的政治体制有可能会到来。

艾晓明在这么多敏感话题上制作这么多影片，习近平掌权后，政府最终还是关注她了。2008年，她是最早一批签署零八宪章的人之一，宪章要求温和的政治权利，由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起草分发。第二年，她写信给党组织要求退党。虽然党组织并未批准，之后她自认不再是党员，她也不可能知道组织上是否还把她视为党员。

从那之后她再无法离开中国。2010年，她和人权律师郭建梅一起获得了西蒙娜-德-波伏娃女性自由奖。她受邀去巴黎领奖，但公安部门拒绝了她更换护照的申请，这个策略未来成为警方对付许多人的一贯做法----也是新冠期间对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做法。



在她最早期的一部影片中，艾晓明给观众介绍了谭作人，从成都来的活跃份子，2008年北川地震时学校里几千孩子死在倒塌的校舍中，他是最早把此事归因于豆腐渣工程的人。北川有大约两万人死亡，还有其他各地的四万九千人。谭作人写了著名文章《龙门山》（注7），详细描述了地震对于北川来说，如何成为第二场人为制造的灾难。

第一场灾难的发生时间远在1935年，那时红军长征路过此地，然后北上直奔延安。红军在北川呆了一百天，征召了一千五百人入伍，军队撤退后，留下手无寸铁的居民迎接前来报复的政府军。更糟的是，红军实施了焦土政策，摧毁了十几座村庄，一座唐朝遗存至今的珍贵庙宇，外加大部分当地人在山区费尽辛劳才修好的道路和桥梁。最后的结局是，北川四万六千人口的一半都被杀害了。

谭作人调查了许多建筑项目，把发现的问题公布在网上。他把自己的工作称为“新公民运动”----这个理念就是中国人应该努力成为公民而不是服从者。在2000年代，艾晓明的影片主人公都是谭作人这一类人。这些人试图捍卫自己的权利，比如“维权律师”逐字逐句的引用政府的法律文件，为这些中国宪法和法律中神圣的条款挺身而出。

艾晓明认为，这种策略能否行得通，完全取决于政府的容忍度，取决于政府如何回应和平示威。在文革后一段时期，人们讨论的是“拨乱反正”，那时候是最理想的阶段。和平对抗的方式从被容忍逐渐变成了某种禁忌。艾晓明觉得，到2010年代，许多试图尝试这种温和改革的人都被“污名化和惩罚，一个接着另一个，政府也变脸了----仿佛回到了毛泽东时代。”

“政府通过这些回应措施所释放出来的政治高压（注8）清楚表明它是无可撼动的，它不需要倾听，它已经自我偶像化。过去曾经发生的，将政府的批评者妖魔化的行为，再一次发生了。”

学者曾金燕写了大量关于艾晓明的文章，包括2016年的博士论文。她记录了艾晓明经历的几轮污名化。起先，她是遭受政治迫害的人的女儿，意味着她的童年经历了国家精心策划的暴力和排斥。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的短暂回归后，她成为一个在大多数人看来太过激进的学者，因为她致力于女性主义运动，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争议的话题。虽然在女性主义圈内备受尊敬，她的作品并没有得到所在高校的支持，也没有在她过了五十五岁退休年龄后挽留她继续留校执教-----这是对知名学者的常规操作。

第三阶段污名化是在她开始拍摄记录影片之后，当然这些片子都被认为过于激进。地下纪录片电影节通常不会邀请艾晓明参加，直到他们在2010年代早期被勒令关闭。他们喜欢更有审美风格的影片，也担心艾晓明影片游说或者说鼓吹的本质会给他们带来麻烦。

例如，曾金燕在她博士论文中就记录了她有一次受邀去某女性电影节发言，但主办方提醒她不要提到艾晓明。

为了规避政治风险，我们没有邀请艾老师。如果你的讲稿涉及到她，那可能会不太合适.......最好我们谈论其他中国的女性导演。艾老师太敏感，也许会搞到被叫停。（注9）

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警告根本无济于事，这种独立电影节最后都被关了。很早艾晓明就认识到妥协毫无意义，这导致了她最出名的一次行动。2013年，她要抗议中国某所学校中对儿童的性虐待。在政府逮捕了揭露性侵的活动人士后，艾晓明请曾金燕拍了一张自己的照片，她赤裸上身拿着一把大剪刀，身体上用毛笔写满了抗议政府不作为的书法字。她把照片贴在自己的微博上，当然立刻被禁了，然后又贴在推特上。

这幅影像成为过去几十年最知名的抗议作品，也是艾晓明这类努力改变社会的人感到绝望的信号。当他们关于当下事件的著作和电影纷纷被禁，如何才能改变这个体制？

2014年，艾晓明对历史的关注与日俱增。她的影片曾经一直关注当下：被强奸的女人，为民主抗议的村民，揭露腐败的公民。她的下一个项目就是关于夹边沟劳改营的史诗记录片。艾晓明花了几年时间来完成对历史的回望，同时她对那个时代的中国社交媒体兴趣倍增，尤其是其中最有远见卓识的作者，遇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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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血统

和艾晓明年轻时一样，遇罗克（注10）的一生也被血统左右。他1942年出生在北京，父母亲曾在日本学习工程，1957年被打成右派。两年后，遇罗克从高中毕业成绩优良，但因为出身于污点阶层被大学拒之门外。他去了京郊务农，发现农村地区的歧视更严重：那里黑五类子女连小学都不能上。

靠朋友帮忙他搞到一张北图的阅览证，一头扑进去开始了围绕各种自由理念的自学。当时外国作者还未被禁，他接触了大量欧洲启蒙运动时代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卢梭。1964年他搬回北京市区，但找不到正经工作。他设法在一个小学找了份代课教师的活，住在父母家里。

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经典时刻。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吴晗，写了一部大胆的剧作，成为文革最初的导火索。和艾晓明的祖父差不多，吴晗在共产党建政时表示了支持，因此被任命为一个荣誉职位----北京市副市长。这部剧作名字是《海瑞罢官》，情节是十六世纪的一位大臣因为批评皇帝被罢黜。吴晗的动机不太清楚，他在1959年大饥荒的高潮时着手这个剧本。许多人立马就发现这是在讽刺毛泽东罢免了正直的彭德怀将军，他大胆进言警告毛泽东那些灾难性的政策。

1965年，毛泽东急于清洗党内的另一个对手，他的副手刘少奇。毛泽东的手下写了文章攻击吴晗的剧作，指控剧作攻击毛泽东。这个策略是通过打击吴晗消弱北京市长彭真的势力，而彭真是刘少奇的死党。这个策略奏效了，1966年文革正式开始。这三人都遭到清洗，吴晗和刘少奇1969年死于狱中。

这些高层政治斗争让遇罗克的参与显得更与众不同。在毛泽东手下1965年攻击吴晗后，遇罗克就发表了反驳文章，认为这种攻击是肤浅的。因为彼时文革尚未正式开始，所以遇罗克的文章得以在上海的报纸上发表。但这让他丢掉了工作，进了工厂做工。

文革开始后，遇罗克没法继续发表文字，就开始写日记。他写道，工人、农民、士兵被称为党的基石，这是宣传机构的虚假发明。他还写道，红卫兵都是高层官员的子弟。那时候，人们把各种想法写成“大字报”----大部分是手写，然后张贴在布告栏或者建筑物外墙----就像艾晓明和父亲划清界限的那样。遇罗克也写了大字报，趁混乱时机散播自己的理念。

在他调查国家暴力问题时，遇罗克听说大兴县发生了惨案，他曾在那里下乡务农。他找到当地的熟人，了解到几百人被屠杀，全都是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还有囊括所有其他的坏分子。

为屠杀气愤不平的遇罗克写下了毛泽东时代最著名的文章之一：一万三千多字的《出身论》。文中他警告说，黑五类成为了永久的贱民，而领导人则都出身红五类：贫下中农、工人、革命士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烈士，包括他们的家属，子女和孙辈。他警告会有一个新的基于血统的统治阶级。他的文章文采华丽，有许多生动的事例，讲述共产党如何误导了中国。这样的书怎么能出版呢？

那必须远离北京。他的弟弟遇罗文和千百万其他中国年轻人一样，利用当时的混乱免费乘火车去很远的乡村，一直到了离香港很近的南方。他们一群朋友住处附近有个印刷厂。某一天，他观察到工人用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在蜡纸上刻字印刷传单----这就是十年前学生们用来印刷《星火》的方法。遇罗文正好带着哥哥的文章，他缩写成三千字，然后印了几百份。他和朋友们把文章贴在繁忙的十字路口，试图引发街头巷尾的议论。他还邮寄了一份给北京的哥哥，加上对自己如何印刷的简要说明。

遇罗克散发了这份复制品，很多人都开始手抄记录。两名学生凑了五百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帮助遇罗克兄弟在正规印刷店打印了文章。打字员说这文章需要三张A4纸，所以有一面是空白的。两名学生当即决定把空白页做成封面，他们起名为《中学文革报》。1967年一月，三万份报纸印刷完成，年轻人在首都到处散发，售价是两分钱。几个小时内就卖完了。二月，新的一期印了八万份。

很快，遇罗克每天都要去邮局接收几百封来信----因为信太多他必须自己去邮局取回。信件罗列的都是他们如何被共产党的政策折磨。人们从全国各地到遇罗克兄弟家中拜访他们，激动于有人终于揭露了共产党是如何统治的。编辑部扩充到二十人，更多人在背后默默赞助和支持这些争论和研讨。

这些非凡的事件是地下出版物历史上重要的一个环节，从十年前的《星火》到十年后的民主墙，和再过十年后天安门广场上的风起云涌，到2000年代和2010年代早期互联网博客的兴盛，到2020年代和新冠时代的公民出版物。

和其他历次的冒头者一样，遇罗克兄弟也得到来自官员干部的帮助。这一次，有部分政府官员也认为不能仅仅依靠红五类和精英阶层。至少在前几个月，他们被允许印刷，宣讲和讨论。和后来的时代一样，他们利用新技术的优势和短暂的混乱时期冒出头。但也和其他年代一样，几个月的自由思想突然就被中断了。《中学文革报》在1967年四月被查封。遇罗克还可以自由行动，所以接着开始研究经济不平等----那时和现在一样，都是党试图尽量低调处理的巨大隐患。1968年一月，遇罗克被逮捕。

在狱中，他继续研究共产党的先天不足问题。他借来毛泽东著作的不同版本，发现不同版本的内容截然不同，他推断毛泽东会使用让当下合理化的解释，过后再来修订改正。他的结论：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政策令人困惑，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两年后，1970年三月，遇罗克被行刑队枪决，就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现在是最时尚的三里屯。

遇罗文写了很多家庭历史的文章。2016年，他打开微信发现，很多他称为“飓风”的人们在悼念他哥哥的被捕遇害----四年后在新冠封城期间同样的悼念再次发生。在一篇文章中，遇罗文试图解释为何还有人关心他哥哥。

他说，中国许多人被家庭出身所困。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但无法把子女带来上学。收入不平等越来越严重，高考制度的设计让穷人的孩子在申请入学上完全处于劣势。血统仍旧在起作用。

他写道，“今天遇罗克的名字在中国的出版物上仍旧是禁忌，（注11）不让人们了解遇罗克，说明血统论对于今天的权力系统仍旧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