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雨
开头的话：
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是最有文化的，中国也确是世界上报纸最多的国家，虽然统计表明中国读报纸人数的比例低于发达国家的百分之四点六。不过，如果仅按人数算，中文报最多的地方还不是中国，而是海外华侨聚居最多的地方。澳大利亚可以说是个很好的例子。
数量上全球第一
据2007年的全澳人口普查结果，全澳大利亚的华裔人口是六十七万人。这其中包括儿童和不懂阅读中文的人。估计能阅读中文的人士中有许多人不依赖阅读中文获取外界信息（如技术人员以及部分通婚人士），还有住在无法取得中文媒介的非大城市人口，真正从主流社会之外的属于少数民族的中文传媒中获取母语咨询和娱乐的人士，估计在二十万人左右。
二十万读者的市场，有多少中文报纸呢？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全澳各城市至少有三十家中文报纸。全澳人口排名第二大城市墨尔本有《墨尔本日报》、《星岛日报（墨尔本版）》、《人民日报（墨尔本印刷的海外版）》三家日报外，还有周报《大洋时报》、《华夏周报》、《华夏商报》、《华夏地产》、《时代周报》、《大华周报》、《新海潮报》、《澳华导报》、《生活周刊》、《澳洲侨报》、《同路人》、《老子》，双周的《广告天下》、《青年周刊》、《健康报》、《澳洲询报》、《联合月报》等等，按墨尔本六万阅读人口来计算，平均不到三千人就分配到一家报纸，而且还在增加，不断传来新办报刊的消息。澳洲的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华人人口不到墨尔本的一半，却有8家周报。其中的《世界周报》、《华商周报》均已有十年以上的历史。中国人平均不到二千人就有一份中文报。「出了门的中国人就是喜欢办报。」布里斯班一位送报的老人说。纽约多伦多温哥华也一样，中国人办报热情和数量可以入吉尼斯记录了。
世界上任何东西都一样，一多就容易滥，一多就不值钱，中文报也一样。这么多的中文报，读者们连名字都记不过来。如此环境哪里有良性竞争的？中国商人历来有降价竞争的传统，所以尽管澳大利亚的中文报业者初创刊时都雄心勃勃，想和母国的报纸或主流社会的英文报一样卖报赚钱，《新海潮报》、《澳洲侨报》、《时代报》都有卖报纸的雄心和尝试，但最后都不成功。先后倒闭关门的日报有《自立快报》、《华人快报》，周报有《东华时报》、《悉尼时报》。售卖的报纸很难维持，于是都降低质量，把记者换成广告员。绝大多数周报都免费自取。一到周末，华人杂货店的门口地上一堆，任捡报的人任意踩踏。
笔者查了一下，意大利移民数量在澳大利亚总人口中的比例是排在中国之上，据权威调查机构ABC统计，家中说母语的移民，意大利人比中国人多三倍，但意大利文的报纸只有两家，两家均有20年以上的历史，且全部卖钱。
墨尔本希腊移民的人口总数比意大利人还多，有个统计是在墨尔本居住的希腊人数仅仅少于希腊本土上的最大城市首都---雅典。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小区，墨尔本希腊文的周报也不到三家。
中文报纸创刊时的无序，也意味着报纸管理无序的先兆。在没确定市场状况，盲目投入的后果就是恶性竞争。表面上看中文报业市场繁荣，但读者市场的分割和广告市场的厮杀使大小报纸均无利可得。星岛日报（墨尔本版）启用的经理是一位懂中文的英国人欧怀天Shane Anstin，他对笔者表示：「中文报业正在集体自杀。」
笔者曾经担任过《大洋时报》总编辑。我认为中文报业的现状集中体现了中国人的「好大喜功、老子天下第一」的封建文化。事实上许多人中文都没读好，《时代报》社长特别指出许多办报人和一些做小生意失败的华人移民一样，他们抱着一种「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态度决心，这其实是农耕社会的思想残余，并不切合当地实际。一位华人议员认为海外办报自由，起步容易只是原因之一，但是华人心态大有研究。华人自身不肯团结却又喜欢登高一呼统一舆论，「墨尔本仅登记注册的华人社团就有400多个。」他举出华人社团多如牛毛的例子来说明此事。
有责任有格调的很少见
《大洋时报》是第一个将免费报转为上市发售的，社长冯团彬虽然在大陆省级报社当过编辑，二十多岁就出过诗集，但海外传媒的运作显然远远比大陆办报要累许多，在创刊十周年报庆活动上，冯团彬十分感慨地表示：如时间退回去重新选择，他一定不干这一行。和冯团彬一样有报纸背景的人并不多，澳洲中文报社曾经出现过朱大可，阎立宏，吕宁思等一些写手型的办报人，但绝大多数大陆人背景的办报人都不再写亲自动手写文章，这与大陆和港台的中文报主管大都擅长撰稿有很大的区别。澳洲办报人或者是前军人或者教师甚至是工人。他们常用中国人开小杂货摊的方法来做海外的传媒管理。除澳洲日报、墨尔本日报的老板、社长黄丰裕曾在美国学新闻和管理之外，大多数创办人和新闻背景无关。也只有大洋时报和华厦周报两位创刊人在报纸的头版上时断时续地写几句短文。整个澳大利亚的中文报业能坚持每周写文章见报的只有《澳洲日报》黄丰裕一人。不少办报的「报人」不仅自己不会或不愿写文章，也不聘用采访记者。个别报人甚至不和主流社会接触，与华人社会交往也仅仅围绕广告。笔者和许多读者认为报纸多的背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某些人「想要报人的头衔光环而不用负责任。」
黄丰裕先生曾经就郎咸平「建立信托责任制」的呼吁写过一篇文章（见《中国制造》创刊号）。在讲到中国人性的特点时，他引用了墨尔本中文报业内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海潮报》是墨尔本最早创办的中文报纸。老板是前南越阮文绍政府的一个陆军尉级军官洪绍平先生。有一次洪绍平先生离开他创办的《海潮报》出国两周，回来时发现手下几位大陆员工悄悄地分出去另办了一张报纸，接下去一年，又再分，一分二，二分四，四分八。很多年以后，《华厦周报》的社长项翔写文章感激洪绍平先生，认为洪绍平对于今天墨尔本中文周报的繁荣景象功劳巨大，事情过去近十年后，还特地把洪绍平先生当作报业前辈专门拍摄了一集电视短片。但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许多作家认为传媒界人士的衡量标准只能是报纸本身的成功品牌和该人物留下的口碑文章，而不是什么大佬和虚名，从反映时代和报人立场价值观上，新海潮报并无明显特色，与晚十年创刊的《联合日报》不相上下。评论家朱大可则认为澳大利亚的中文媒体的委萎靡不振是造成澳大利亚的华文作家如盲肠的原因之一。我认为虽然没人需要为墨尔本的周报现状负责，但读者们一目了然，今日墨尔本的中文周报问题与新海潮报基因有关。
比较值的一提的是2006年创刊的《悉尼时报》。立场中立，格调高雅，但是她仅存在了8期就昙花一现，分崩离析。这家报纸的短命验证了唐人街上的流言：中国人两个以上不能办报纸。
也并非小区中文报要有非常好的写手，报社只要按传媒的规律做传媒即可，但事实上，大多数中文周报是处在三无：即无记者、无文字编辑（美术排版编辑不算）、无主编（按传媒行业职责分类的主编）状态。报纸是靠记者打出品牌的，西人报纸一说竞争就是抢名记者，抢大题材。前悉尼某家日报的一位记者告诉媒体说：「中文报相反，一竞争就先把记者裁掉了。」今天墨尔本许多周报上是从网上下载文章后，在前面加上【本报讯】三个字就送进印刷厂。有关华人小区来的社团文章也大都是请社团人士自己写。头版上的消息就是一张报纸的主菜了，但中文周报没有记者编辑，就只把日报的一篇消息改头换面充当自己的头版头条。免费的中文报头版都是整块广告，还嫌头版太少，大报生小报，再将封底颠倒过来也做成头版状。读者看一张报纸要颠来倒去几次。其它内页也是广告为主，广告多就多印几版，广告少就少印几版，有许多广告是一年不换的。广告业务较好的一家中文报纸，最多时出到210版，可这么厚的一摞报纸，有一篇文章出自「本报记者」之手吗？竟然没有！连小区新闻消息也都是小区义工们自己写好后网上传来的。中文报的社长干什么了，难道写几个中文字这么难吗？黄丰裕先生对此有个描述：「中文周报的老板们都在前线拉广告，只要去看看这些每天亲自跑广告的老板，就可以不去看他的报纸了。」
中文报刊历史上许多优秀的报人都一生强调报纸的格调、方针。可打开澳洲的一些中文周报，可以说千篇一律，不仅广告雷同，就是网上下载的文章也雷同，有时两张报纸只剩报头不同了，难怪本地看惯了《星岛日报》、《澳洲日报》、《新报》的老华侨怒斥一些免费中文周报是「广告纸」和「垃圾报」。
中文周报失去报格，唯广告马首是瞻的结果是失去读者，结果也失去广告客户，报价越来越便宜，免费也没人要。华人有个词给中文报：「垃圾报」。没有记者采访本地新闻，没有评论者分析当地大事之后，读者对报纸的特色记忆模糊。澳洲移民中有不少优秀作家, 他们也曾努力书写本地生活，文化批评家朱大可在<唐人街的盲肠>一文中指华文作家「被限定在一种极无用的状态里」，「在一些商业性的华文报刊上发表，作为某种可笑的文化修饰，而后就受到整个华人小区的遗忘。」夏祖丽、张至璋、阎立宏、吕宁思等作家的退出或者流失也许即是证明。许多中文报纸读者仅凭「亲共」，「反共」或「蓝、绿、红」来定位报纸，这显然表示这类报纸没有按传媒的规律做传媒。在墨尔本印刷并免费发行的《人民日报海外版》是放在杂货店地上最后一张被取完的中文报刊，被法轮功成员们批评为教条主义，脱离人民，脱离生活，是「最不受欢迎的中文报」。但《人民日报海外版》是在大陆编辑出版的，比较难适合本地侨民的阅读要求，而法轮功成员创办的免费《大纪元时报》，可以说是「海外印的教条主义报纸」，用作家老戴维的话说，「是最不受欢迎的两家报纸之一」。作家高宁更是直言《大纪元时报》用的是办机关报的方法在海外办报，无视了报纸的公器作用。作家王晓雨认为《大纪元时报》用一种声音来堵塞交流互动。他还认为，至少从新闻学角度看，伦敦唐人区街头的免费中文报刊。
《大纪元时报》每期头版上的退党数字和1958年大跃进时期的《人民日报》上的钢产量很相似。
因为没有记者，华人族群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没有媒体报导。2001年华人小区发生电话卡集体诈骗案，在各中文报上出现难以计数的廉价电话卡整版广告，但100元50元的大面额卡在使用时根本货不对板，有的公司在卡卖完后就消失。买家连呼上当，此时大陆来的移民就向刊登广告的中文报社反映。但海外的中文报社并不如中国的报社，既没有群众工作部，也没有信访接待办公室一类的机构。结果投诉无门，此事始终不见诸报刊。大众怒斥中文报纸客观上成为犯罪集团的利用工具和共犯。另外，来自出入境处的报告显示，华裔旅客在出入境携带违章物品现象严重，被罚款的人数在各少数民族中是最高的。如澳大利亚是严格控制猪肉制品入口的，但是仅2005年一年，中国人违章带入并被查获的猪肉就达1.2公吨，可惜中文报不见任何记者采访报导。一位中国北京晚报的记者表示，此事要是在今天的大陆，早就报导了，许多英文不好的华人旅客就会引以为诫，如果早一日曝光，被查获的数字就早一天下降，华人移民不仅少损失钱，也挽救了华人小区的声誉。2004年中，墨尔本市区唐人街发生火灾，但华文读者并不见本地华文报纸报导，相邻才几条街的华侨们反而从互联网上知道。中港台和西方社会都有狗仔队，手法和出发点也许不尽相同，但新闻嗅觉是不可否认的，但海外中文传媒界是不见一人有如此新闻嗅觉能力的。
大陆的民众的共识是:对记者的态度就是对民众的态度。「报纸是靠记者堆起来的，没有记者的报纸事实上就不是报纸。墨尔本只有一家叫《广告天下》的印刷品是名副其实的。」一位香港移民说。
黄色下流的大攀比
近年来两岸三地的学生来澳留学的人数逐年骤增，据不完全统计约在14万左右，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章均赛透露，仅大陆学生就达10万人，占全澳海外留学生的20%。很显然，留学生是海外中文报的主要读者群体之一。这一市场也可以从几十家中文报上的约占六分之一的学校移民代理广告份额上看出。但中文报刊除了这些广告之外，为这一阅读群体提供了什么？除了《星岛日报》和《墨尔本日报》偶尔有一篇有关澳洲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报导，其它日报一个月也不见一篇。许多周报一年也不见自己记者采写的一篇留学生报导，可以说免费的周报完全无视10万留学生存在的事实，卖钱的中文报为刺激销售则从澳洲新闻社和互联网上下载留学生的犯罪案件。于是，全澳的中文读者很少看到中国留学生的报导，看到最多的就是转摘自主流社会报导了的犯罪的现场和罪犯头像。墨尔本中领馆的教育领事王文选告诉中国制造的一位记者，从移民部得知因为学业和出勤率问题而被吊销签证回国的留学生高达百分之十五，王领事也为这惊人数目难过，认为许多留学生是因为对签证条例和申诉程序不明白而错失机会。「要是有媒体不断披露这方面的详情，一定有很多留学生会受益。」
中文报纸在赚取留学中介机构的广告时，他们做了些什么?可以说基本不做任何选择，商家怎么写他们就怎么登。如2005年开始多家报纸上的一篇招高中生的广告文章，就说澳洲的四大优势是：「1.不考雅思（一种英语入学考核）减少签证障碍；2.接受先进教育，掌握英语，接受挑战；3.适应国际环境，了解不同文化；4.实现移民，改变国籍，为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除了这样的广告标题之外，同时还向留学生提供了什么？翻过两页的另一版就是「丰富多彩」的成人版。妓院广告毫无疑问是许多中文报纸的「特色」。而且大多数广告是四分之一版以上尺寸，照片上面的美女姿态之挑逗，是市面上所有英文报刊（哪怕是最黄色的小区服务报）上所见不到的。有的报纸每期妓院广告十家以上，不仅超过华裔小区新闻，远远超过学校广告。墨尔本作家高宁痛斥这种怪现象，认为给本地作家的版面不及留给妓女的版面现象，直接导致了本地写手的流失。
也许先刊登妓院广告还不够吸引读者，中文报还有许多来自互联网上的情色文章。许多文章露骨描述男女性交和一夜情过程。这些文章出处令人生疑，内容极端低级下流。2001年之后，中国来澳的学生数量急增的消息，许多读者表示，不是从中文报上和移民部新闻中得知数量，而是从妓院广告和黄色故事的大量增加中得知。一位叫张宪法的留学生家长来澳探亲，看到女儿桌上的澳洲某中文周报，大惊失色，「大陆报纸会议多，我一下飞机就想看看这里的报纸，可是一翻开连我都面红耳赤，对孩子会有多大影响？」新金山中文学校的校长孙浩良告诉《中国制造》杂志记者，有一次学校的征文比赛,结果刊出后，报纸的另一版是妓院广告,引发许多家长抗议。中文学校的老师们是既捡免费报，也买零售中文报的知识分子，但凡是家中有能读报纸的孩子家长，都表示不会将中文报「带回家」。有的老师一页页将「黄色版」撕干净后才带回去。2004年和2005年，墨尔本增加四张中文报刊，其中《星岛日报（墨尔本版）》为了和《墨尔本日报》竞争，增加了一位全职记者，但在增加留学生报导的同时也加强了情色文章的版面。《墨尔本日报》的社长黄风裕既懂管理又能兼写手的优秀报人，但《墨尔本日报》的黄色版越来越多且不堪入目。新西兰华文作协的一位作家透露，全新西兰的20份中文周报全部免费，大部份报纸一半的版面为「性」服务。
并不是所有的中文报刊都挂「黄」旗，除《人民日报海外版》，《大纪元时报》之外，墨尔本的《广告天下》，《老子》《澳洲讯报》等报刊也一直坚持不刊载「黄色」内容，其中一份《同路人》周刊，尤其出色，社长坚持「健康的人生」，他们组织作者写移民生活，坚持不下载网上文章，记者报导与小区有关的一切大事，在每期亏损7000澳元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广告控制在30%以下。2005年，《同路人》还针对华人赌博的现状，与赌博管理委员会连手举办《赌博与人生》征文比赛，仅仅是这些措施，就使《同路人》声名鹊起，令华人媒体界人士交口称赞，也证明中文报业激烈竞争中，并非只能以「黄」制胜。
无知者无价
在资本主义市场开放下，中文报纸一哄而上多如牛毛，有格调的寥落晨星，
黄色内容成为特色，结果，中文报纸的价值自然也就可想而知了。
中文报纸的价值首先反映在其广告上。第一次在中文报上做广告的洋人都会大吃一惊，怎么这么便宜，只要英文报纸广告费的十分之一，个别中文报恶性竞争，大版块的甚至不到二十分之一。而且随着中文报业的「日益繁荣」，广告价格整体下滑，一位中文报老板初步计算说，每两三年下跌一半，十多年专职送中文报的萧先生说，「难怪报纸越出越厚，老板的眉头越皱越紧。」中文广告价的下跌，主要也是广告效益下降的结果。过去仅一、二家中文报时广告效果相对大些，一位老报人表示十年前的广告收入是今天的五倍。即使如此，仍有新上市的中文报纸不断亮相，仅2004-2005就有4、5家。
新移民的不断增加，大量的新报纸面孔出现，读者总数并不增加，于是广告市场就出现白热化竞争，行业内一句笑话是如今读报的人不如办报的多，办报的人不如拉广告的多。「唐人街一根电线杆子倒下来，砸死一个吃饭的，两个拉广告的」。大多数报纸的老板关照拉广告的经理，每天注意其它中文报，看见一家新的商家，就上门拉广告。你五十，我就四十，你半版我就给一版特价。而广大商家本来的广告预算就这一点点，来要广告的报纸多了，就拼命杀价，同样一份钱分给三家报社做。2005年，《亚太经济导报》出版了创刊号，声势隆重，澳洲总理、州长、议员都发来贺电，但《亚太经济导报》仅一周后，也就是仅办一期即宣布停刊，主编阿木大失所望。在回答外界的质询时，该报社长陈静女士回答，开办之后才知广告市场的恶劣环境，她特别讲述了一个刚发生的故事：一位车行的老板埋怨，在某家中文报上打出一版广告之后一周内不见一个电话，却有五家中文报的老板来上门讨广告，令人不堪其扰。陈静女士遂此萌发停办报纸念头。
同样是这位陈静女士，在她导演拍摄的20集反映澳洲华裔移民生活的电视片中，有一个精彩的镜头。墨尔本市区唐人街上，老字号的书报店宝康书店门口，一群大陆背景的老头老太在冷风中站立，等待免费中文报的送报车到来，她们对镜头，说已经等了个把小时了。主持人很奇怪，只要跨进书报店，化一块多钱，就可买到当日的有本地新闻的星岛日报，墨尔本日报，大洋时报，华厦周报，为什么要风里、雨里等个把小时仅为了几份免费报？当免费报送来时，镜头对准这几个中文读者，急着抢上去拿各种免费报，各拿几份才心满意足的离开。有人指出：绝大多数中国背景的老年移民都领政府救济金，有的人还在中国还有一份退休金，生活质量好过大陆居民几倍。可是物质生活充裕的同时，他们并不追求精神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免费中文报市场对准他们是一种错误，连一块钱的报纸也不肯付出的人，怎么有可能消费更多呢？
在澳大利亚买一家杂货店，开出的价钱一般以二至四年左右收回投资来计算。中文报的老板也总是这样估算自己报纸的价值。野心勃勃，一直想兼并整合澳洲中文报业的澳洲中文报业集团总裁黄丰裕则不同意这些报纸的市场价值。「一家报社，老板本人拉来的广告占十之八九，这些广告都是人情广告，和报纸品牌、质量、发行都无关系，这样的报纸，换个老板进去做，要做死人的！」作家毕恭也质疑，「真的那么好的生意，为什么不留给他儿子做？」
报纸价值少的另一个事实是报纸行业买卖换手时不值钱，许多中文报纸的老板都如经营一家杂货店一样来经营报纸。报纸做累了总有人想改行，年龄大了也要退休，但澳洲的中文报纸总是有价无市。悉尼的新时代报和墨尔本的澳华导报都曾想转手，但掏钱者最后都改变念头：为什么要化那冤枉钱，这里没有出版局和中宣部，另起一个新炉灶，注册一家明天不也一样开饭嘛。
尽管如此，澳洲中文报业仍然兼并困难。知名学者刘路新分析，一是这批八、九十年代创办中文报的老板们仍然年富力强，未作退休打算，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迅猛发展，有实力的商人和企业越来越多，他们在向外发展时大都看好澳洲。目前中国背景的移民人数大增，已经成为上升幅度最快的少数民族，旅游人口更是每年百分之二十的比例上升，不要钱的报纸总有人捡。
一位中国来的老教授认为；不仅是「老子天下第一」，「占山为王，登高一呼」的农耕社会的遗传在起作用，大陆来的中国移民，受到半个世纪以来的「二杆子」（笔杆子、枪杆子）理论影响，在把报纸看得太神圣。这样的心态下，中文传媒行业只进不出、有量无质的现象一点也不奇怪。
结束语
澳大利亚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但没有一个少数民族的报纸如中国人那么火红。悉尼华人副市长曾莜龙2005年9月1日曾郑重向媒体表示，政府会根据华文传媒的的反映报导，来采取措施，推动少数民族小区和主流社会的和睦和共同繁荣。问题是缺少记者的中文传媒如何能负起这个责任？有人批评华文报刊特别是周报质量低下形象猥琐。但也有个别人认为它和华人文化水平及人文素质相辅相承，长期磨合，共生共存，按「存在就是合理」的说法，并无可批评之处，大陆来的夕阳移民能看到免费报已经满足。但大部份知识分子认为既然全小区没有人不认为免费报质量低下，为它辩护就是自欺欺人，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猥琐的证明。墨尔本的轻轨火车上每天下午也有一张英文免费报，但文章质量上乘，广告效果也远比中文报好，中文报纸如果代表华人素质的话，那么当地日本侨民们也有一份报纸，不仅质量精美，且不「黄」不「色」，信息量大，难道是日本侨民素质高人一等？
笔者（王晓雨）认为小区报纸是一个小区的名片，是一个小区人文精神和道德素质的缩影。如果同代人办的报纸不能满足同代人的精神食粮需要，如果它既不能推进主流价值，提升文明观念，还延误华人下一代并且顽固而不肯退出的话，海外华人（包括美、加、欧等地区）的移民生活堪忧。
本文为2008年海外华文传媒大会特稿
[ 本帖最后由 Sameway 于 2008-11-3 11:42 编辑 ] | 
‘唛记’的故事 (2008-11-6) 晓风残星 
发表于 2008-11-3 11: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