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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有银行改革最关键的一步其实就是公共财政的注资。没有这一步,其后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融资就根本无从谈起。而有了这一步,后面的步骤其实就水到渠成。然而,几万亿元的注资,本来是可以用来进行同样急需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环保等社会公共产品建设的。
或许在中国人的优先秩序中,金融有更加急迫的危险性,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金融改革奇迹实际上是以社会公共品的严重匮乏为代价的,是以中国社会发展的严重滞后为代价的。
这实际上进一步瓦解了中国本已严重锈蚀的社会团结,加剧了中国社会的断裂。这几年,在医疗、教育、环保、社会保障领域所出现的越来越沸腾的愤怒并不是偶然的。
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的金融危机似乎平地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但在看不见的地方,中国的社会危机却在蠢蠢欲动。一位研究者曾经将中国的银行改革概括为“中国式成长”,但用这个视角观察,它更好的称谓应该是:“中国式魔术”。其中多少有点黑色幽默的意味。
显然,以侵蚀社会其他利益主体而获得利益并非仅仅只有国有银行,也绝非只有大型垄断国有企业,而是遍及几乎所有的企业。容易理解,其他类型的企业并没有央企以及国有银行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他们获取经济增长之外的超额利益的办法,往往是通过转嫁环境成本,获得廉价土地,争取税收优惠、直至直接剥夺劳动者的办法来实现的。这种情况,中国的房地产企业、血汗工厂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的改革中,除了根深蒂固的政府崇拜之外,又出现了一种甚嚣尘上的新的公司崇拜。这种崇拜为企业在经济发展中获取超额利益营造了极其有利的文化氛围。而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则是,作为社会重要主体的“公民”以及公民权利的极度萎缩,是政府与企业收入的非正常增长。
如果企业利润的增加是在政府、企业、公民相对平衡增长的情况下取得的,那当然是好事,但如果是通过剥夺其他利益主体或者转嫁成本的方式取得的,就非常值得忧虑了。中国目前的情况很有可能是属于后者。
在2007年11月的一次演讲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先生提供的数据非常直观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他说:“国内需求下降主要原因是收入分配中企业和政府占据的比重过高,而职工收入比重过小。从2002年到2005年,政府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了3.3个百分点,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的比重则下降了4.6个百分点。”与这个趋势一致,在2006年,中国的居民消费率已经降到历史最低点,仅36%。
这说明,在最近几年超乎寻常的经济增长中,财富正在迅速向政府和企业集中,而居民则没有获得相称的份额。
不过,新闻报道可能比统计数据更有说服力。1999年,在胡润富豪榜刚刚问世时,中国只有一位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而在2006年,胡润中国富豪榜前800位富豪的财富已经达到5.62亿美元,较前一年暴增一倍。与此同时,另外一幅图画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2007年在中国最富裕的上海和西南省份重庆,都发生了因为超市销售打折烹饪油而发生挤踏致人死伤的事件。
一边是财富向政府及企业迅速集中,它表现为政府财政收入和公司盈利的超常规增长,另一边则是公共品的极端匮乏和严重短缺,这实际上就是中国2007年牛市的基本背景。这是中国居民被迫向企业及政府公司注入福利所造就的牛市。
用当前资本市场最流行的术语讲:这是一次典型的资产注入所造就的牛市——即将居民的福利以利润的形式注入企业。与中国资本市场早期局限于一省、一公司的赤裸裸掏空相比,这种隐蔽的福利转移无论在体制化程度上,还是在规模上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政府及企业本位一直是中国改革秘而不宣的主题和灵魂,这种隐蔽的转移实际上一直在持续,2007年不过是这种历史性转移的一次集中释放,并以一个超级牛市的夸张形式表现出来而已。
以此观之,中国的牛市与中国社会发展可能构成了某种反向指标关系:看得见的牛市越大,看不见的社会断裂就越深。在企业及政府牛市的背后,很可能有一个社会及公民的熊市。两者共生共存,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金融市场的确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基本面。
显然,发生在2007年的中国金融狂飙,既不是一次普通意义上的泡沫,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它比普通意义上的牛市和泡沫要意味深长得多。
自中国新一代领导人执政以来,社会的公平正义已经成为非常优先的政策目标,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社会的分配结构依然加剧扭曲,这值得我们高度警觉并思考:经过几十年的改革,中国是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分配体制,而这种体制正处于最终成型前的加速冲刺阶段?
大多数人都将中国社会问题所引发的经济结构问题称之为“失衡”,但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问题不是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