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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可以回归,但是代价是什么?

2020-6-11 12:11| 发布者: csk123 | 查看: 4070| 原文链接

制造业可以回归,但是什么价格?

撰稿人:ABC 商务版编辑 Ian Verrender

2020年6月10日

(译者按:足友长期以来关心的澳洲制造业问题也许在这篇文章里都能找到答案。之前澳洲制造业衰败是什么原因?工人工资太高?还是澳币太贵?澳洲能发展高科技吗?什么因素制约了澳洲制造业发展?读了这篇文章就会有个概念了。谢谢)




旧的一切又可能变成新的。

随着世界将从冠状病毒引起的经济灾难中恢复过来,先前被长期抛弃和抹黑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突然变得新鲜起来。

首先,关于政府在管理经济中是什么作用的看法已经完全颠倒了。

在仅十年前的危机中,几乎全靠中央银行们的力量就挽救了金融体系和全球经济,而这次则是各国政府要去注入海量资金。

社会福利和安全网虽然暂时是最重要的,但这并不是与联盟政府关系最紧密的策略。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联盟政府一直领导着小政府策略(如果并非总是如此)。

在大多数发达国家,鉴于利率为零或很低,许多政府废了曾经至关重要的财政缩表工作。赤字似乎不再重要了。

但这还不是全部。现在,有一种推力正在消除掉在整个西方社会里艰难获得的,曾经盛行的,由自由市场哲学强加给各国的 “进步”。

几十年来,自由贸易已成为主流。除了生产一切之外,人们已经达成共识,各国应该生产自己擅长的东西,然后在海外出售该产品并购买所需的东西。

但是在2月,当中国突然关闭,全世界无法购买自己所需的东西(从药品到电子零件和包装的一切东西)时,全球范围内自下而上的出现了推行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现象。

为什么我们告别了保护政策


50多年来,我们一直看着我们的制造业在慢慢衰竭。但这并不是偶发事件。因为在战后时代,我们蓬勃发展的制造业是建立在贸易保护之下的。

首先是自然保护,因为我们与当时的传统贸易伙伴英国相距甚远。在汇率相对稳定的时代,制造自己的东西是很经济的。

其次是贸易保护。关税,补贴和进口配额使我们的行业免受席卷全球经济的变革之风的影响。

但是,当日本在1960年代成为出口大国,以更低的价格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时,就越来越难说服自己为相对低质的本地产品支付高价。

惠特兰(Gough Whitlam)政府是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大刀破斧砍向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曾让大企业和工会养尊处优,避免了全球竞争和创新的影响,惠特兰一口气将关税削减25%。

从那时起,如图所示,贸易保护被系统性的消除了,直到1990年代后期,保护几乎不再存在。



平均保护性补贴比例

矿业繁荣是如何对制造业致命一击的

取消贸易保护措施并没有完全摧毁我们的制造业。是澳币,或更具体地说,是矿业繁荣摧毁了制造业。

早在197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经济学家鲍勃·格雷格里(Bob Gregory)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即资源部门的繁荣可以对经济体的其他领域产生挤出效应。在世界其他地区,这个说法有个别名,叫做荷兰病。

从2000年开始,格雷格里教授的论点走出了教科书,演变成现实世界中的剧本。随着中国的转型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建造城市,它对原材料的无限需求引发了澳大利亚的前所未有的矿业热。

随着数十亿美元计的新投资涌入开放新矿山,我们的澳币不断飙升,币值超越美元,最终一度达到1.10美元左右的峰值。

这使我们的出口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变得昂贵,而进口货却变得非常便宜。

对于本地制造商而言,这该如何有竞争力?

企业界领袖向来抱怨澳洲工人薪资过高,但实际上让我们的制造品无法跻身全球制造业舞台的原因却是飙升的汇率和过高的房产价格。

这个表格,在随机年份里展示了汇率如何放大了劳动力成本。在世纪之交时,澳大利亚的劳动力成本是发达国家中最便宜的。而到了2012年,当矿业繁荣和货币达到顶峰时,澳洲人工成本是最昂贵的。

澳币推高了劳力成本

当初通用汽车,福特和丰田全都决定退出澳洲生产,主要就是因为当时本地货币太贵了。

工资水平在全球范围内显得过高,让我们在出口市场上没有竞争力。

这并不仅仅和汽车相关。制造业在2000年时雇佣了一百一十万人。而到了2016年,才雇佣了86万人。

不过从那时起,当澳币慢慢走弱后,雇佣人数增长到了92万人。

天然气上的错误让我们付出巨大代价

政府新冠COVID-19协调委员会负责人内夫·鲍尔(Nev Power)和安德鲁·利弗里斯(Andrew Liveris)正在研究重工业的再造,他们正在推动以天然气为主导的复苏。

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然而,与众多买我们天然气的海外客户相比,澳洲本地制造商一直在为本土天然气支付更高的价格,背后的原因是东部海岸的出口码头建设浪费了800亿澳币的资金,并带来了资产大幅减记。

这些口岸现在正在出口我们高效生产的廉价天然气,这使得东海岸缺气,而解决天然气短缺的唯一办法是开发新的,但价格昂贵得多的气田。

前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时任财长斯科特·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时任资源部长的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三年前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并用“大棒”威胁了天然气行业。最终却依然没有找到简单粗暴的解决方法。

最近的,也许是最激进的解决方案则是重新进口已运到北亚的澳大利亚天然气。这是一种昂贵的解决方案,因为出口天然气已被昂贵地液化,重新进口后又必须将其转换为气态天然气,这也是一项昂贵的工作。

近来浮出的另一个想法是,从西澳州修建一条输气管道到东部,用以解决东海岸面临的糟糕局势,但这同样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重工业还是高科技产业?

也许在未来,澳大利亚的制造业重生将寄托于高科技。我们已经有一些更显卓越的公司,例如CSL和Cochlear,开发了世界领先的医疗技术,这些技术如今已在全球销售。

缺乏保护迫使他们变得有危机感续而创新。即便其它重工业企业也已经适应了新体制环境,尽管他们孜孜不倦的鼓动政府干预天然气市场的困境。

重新恢复我们曾经拥有的制造基础将需要大量的保护政策。可这并不便宜。尽管去问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追求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

美联储(Fed)的研究表明,他对中国零件和材料征收的关税损害了美国的竞争力和就业机会,因为加收的关税变相成为了对美国人的额外征税。

去年,在大流行爆发之前,美国制造业急剧放缓,11个月中有7个月下降,年化下降率达到了3.3%。而美国公司在第二季度中为此支付了460亿美元的关税。

结局是美联邦政府不再继续支持通过引入关税来以支持国内生产业务的想法。

但是,除非它能向新入行者提供保证,确保澳币不会在下一次资源繁荣期间升值,并且能够保证为建造新工厂提供廉价土地,否则在澳洲重工业将不可能全面复苏。

当谈到廉价和可靠的能源时,唯一的短期解决方案是让东海岸的天然气出口商留存下一部分现有的廉价天然气供国内使用。

从长远来看,将重点放在大规模,低成本的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和储能设施上,应该比建立一条跨大陆天然气管道更好。
另一个选择是在促进创新,提供研发激励措施。之前这个工作已经开展并已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

商业世界中使用最多的陈词滥调是“向前发展”。虽然听多了很烦人,但是它比往后看要好过几条马路。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 ... -what-cost/1233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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