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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军团华裔士兵：“乐在此住，就愿为澳洲而战” https://www.sbs.com.au/chinese/mandarin/zh-hans/audio/lest-we-forget-chinese-anzacs Benjamin Moy Ling, a Chinese ANZACS Source: Culture Victoria 一战时期，在澳大利亚还是白人主导、充满种族歧视的年代，有至少266名华人克服困难和障碍加入澳新军团，勇敢地走上沙场。他们的故事让人有感动，有赞叹，有唏嘘...... 赵汝权教授退休之前在墨尔本大学从事老年精神科的研究，退休以后他加入墨尔本澳华历史博物馆担任志愿者，开始参与对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澳洲华人的调研。 要点： 据目前发掘，一战期间澳大利亚有至少266人华裔青年参军入伍，53人为国捐躯。 因为种族歧视参军被拒，华裔青年仍不放弃。一名叫Benjamin的小伙子说：“如果澳大利亚足够好，值得我在这里生活，那么它他也值得我为之战斗。” 战后不少老兵受到伤病和心理创伤折磨，回归平民生活也缺乏支持。 参军入伍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4日英国对德国宣战，当时尽管澳大利亚已经独立，但英王乔治仍是这个国家的元首，并且很多澳大利亚人都是来自英国的移民。因此不少人都认为，为了国王和帝国，他们应该责无旁贷地做出贡献。还有不少人希望可以借机去海外开阔眼界。一时间，全国的适龄年轻人都踊跃报名参军，募兵站几乎天天爆满。从1914年8月到这一年的年底，澳洲政府招募到了52561人，还不包括那些因为没有达到体检标准而未被登记在册的，考虑到1914年整个澳洲的人口只有不到五百万，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 SA State Records 大家争相参军的热情也感染了一部分在澳生活的华人。然而他们想要为国效力、驰骋沙场的愿望却不是那么容易实现。根据澳大利亚1909年颁布的《国防法》，参军的人首先必须体检达标，身高最开始的标准是168公分，胸围要达到86公分。此外还要满足种族的要求，"所有非纯正欧洲血统或欧洲后裔者"不得加入澳大利亚帝国军。这是1914年时候的标准。当时的体检跟现在不同，除了要检查申请者的健康状况外，更要从他们的五官、发色、眼睛颜色、皮肤颜色等确保他们是“欧洲裔特征显著”。 后来由于战争的消耗，军队极需补充兵员，对入伍者的筛选才逐渐变得宽松，包括降低了身高和胸围的标准，放宽了其他的参军限制政策等，这样澳新军团里的华裔士兵才多了起来。 A wooden cross and flower 安居澳洲：Anzac澳新军团的多元文化历史 从商人到牧师，从农民到社区领袖，澳大利亚的华人家庭将孩子送上战场，一些年轻士兵走进枪林弹雨时甚至不满15岁。赵汝权教授说，有一名叫做William Foon的士兵令他印象深刻： “他出生在维州的Queenscliff，后来搬到Bendigo，参军的时候他才14岁。为了满足年龄限制，他把自己的年龄改到了18岁，这才顺利入伍。他们全家和Bendigo人都为William感到骄傲。两年后，Bendigo当地报纸还报道了这个小伙子在西线战场过16岁生日的事。William Foon是一名通讯员，当时没有电子通信。各种消息是靠人在总部和高级官员之间传递的，他需要沿着战壕或战场奔跑，在指挥官和士兵之间互传消息。作为通讯员，William Foon非常勇敢，被授予军功十字勋章，而且获得授勋时，他才16岁。在一战中，这个小伙子死里逃生，安全回到了Bendigo。” 锲而不舍 能够顺利入伍，年纪轻轻就建立军功获得嘉奖，从某个角度William Foon其实是幸运的。还有一些华人，他们的一腔报国热情无处发泄。比如在维州居住的一位马来西亚华裔子弟George Kong Meng，一战之前他做为志愿队员，在维多利亚骑步枪部队和轻骑兵团接受过6年的军训。战争爆发以后，George跟亲兄弟一起报名参军，结果兄弟被选上，他却落选了，原因仅是他看上去“欧洲裔的特征不明显”。在几次申请入伍被拒以后，George写信给墨尔本的Argus报表达失望，抨击当时的系统不接受他为大英帝国效力的义士忠心。尽管公众支持George要求军队复审参军要求，但这个小伙子还是未能如愿以偿在一战中代表澳洲出征。 还有一名华人Benjamin Moy Ling。他也因为华裔特征较明显屡次参军被拒。直到最后一次面试时，他的热诚打动了Robert Williams将军，特许他入伍担任传令兵。赵汝权教授说，不管是谁听到Benjamin接受面试时掷地有声的回答，都会深受感动。 当他被问到，为什么你作为一名华人，要自愿参军参与战斗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澳大利亚足够好，值得我在这里生活，那么它他也值得我为之战斗。’所以这些华人，他们是将澳大利亚视为自己的国家的。 从现代人的角度或许很难理解，上战场送命为什么这些人要抢着去？这里面有几层因素，一方面爱国热情自不用说，另一方面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战刚爆发的时候，不少人认为战争很快会结束，将它视为是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而随着战事僵持，前线源源不断传回的伤亡数字以后，社会舆论压力重大，身体健康正当年的小伙子不去为国效力，会被视作懦夫，个人前途、工作乃至婚姻都可能更加渺茫。从这个角度，我们或许更能理解当时澳洲华人不被允许参军的焦灼心情。 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有至少266人华裔青年参军入伍，另外战争中还有没被明确身份的华裔护士。 “绞肉机器” 一战是人类历史上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其间的屠杀和炮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战争残酷程度的认识。很快人们就意识到，这场战争不再是改变命运的契机，而是不折不扣的绞肉机器。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只要参军上了战场，面临的必然是九死一生的结局。 以澳洲人每年纪念的加里波利战役为例，那里是一战中最血腥的战场之一。这场战役1915年起打响在土耳其的达达尼尔海峡，这座海峡与博斯普鲁斯海峡一起连通黑海和地中海，在历史上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达达尼尔海峡也是通往奥斯曼帝国首都伊斯坦布尔的海上要道。当时参与战争的一方是澳新军团和大英帝国率领的协约国军队，另外一方是奥斯曼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组成的同盟国军队。而为了打败奥斯曼帝国，以大英帝国为首的协约国军队必须要穿过达达尼尔海峡。加利波利战役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 ANZAC Day Commemorated In Sydney ANZAC澳新军团日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 1915年4月25日澳新军团在拂晓时分从加利波利半岛登陆，遭遇了极强的抵抗。他们发现自己从错误的地点登陆，面临的不是敌军实力薄弱的平坦海滩，而是悬崖峭壁和敌军强大的火力点。盟军遭受重大打击。澳纽军团伤亡惨重，最初5天战事，就有860名澳洲士兵丧生，372名新西兰士兵死亡。接下来战役很快陷入僵局。澳新军团士兵和土耳其士兵开始在海边挖沟筑壕，进行近距离的壕沟战，用狙击手和大炮慢慢地消耗着双方的军力。两军互有攻守，但谁也得不到战略上的优势，只是遭受着重大的损伤。到1916年初协约国决定撤军的时候，盟军已经伤亡超过14万，其中澳洲官兵死伤28150人，新西兰死伤7991人，而土耳其奥斯曼军队损失的也有25万人。  神枪手沈比利 在这个惨烈的战场上，有一名华人格外引人注意。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神枪手Billy Sing沈比利。沈比利是中英混血儿，父亲原籍上海。他本人成长于昆州小镇，在澳大利亚辽阔的原野上和马匹一起长大，精通骑术和捕猎袋鼠。1914年10月28岁的沈比利加入澳大利亚远征军。次年，沈比利所属的澳军第五轻骑兵团抵达加里波利。而他作为一名狙击手在那里大显身手，不到四个月，经过观察员直接确认狙杀的敌人就达到150人之多。协约国方面和英美媒体认为沈比利战绩超过200人，甚至有亲历者称他的实际击杀数字接近300人。这让他不仅被授予殊荣勋章和英勇十字勋章，还受到过通报嘉奖。 ANZAC Billy Sing “神枪手沈比利证明了华人能成为澳洲好公民”Raymond Poon 说 包括沈比利在内，赵汝权教授和其他澳洲华裔一战士兵的研究者一共找到24名被授予军功章的华人，其中有7人摘得过二等军功章殊荣勋章。赵教授说，一战中加入澳军的华人士兵不少在战场上是骑兵和炮兵。 “华裔澳新军团士兵中很多人来自偏远地区，是很好的骑手，所以就被编入了轻骑兵团。其中最著名的是Langtip兄弟，他们来自维州的Port Albert。这四名兄弟相继入伍，并被编入轻骑兵团。他们参加了澳大利亚轻骑兵团的一场著名战役，在中东战场的卑士伯战役（Battle of Beersheba），大胜土耳其军队，控制了中东战场的局势。Langtip四兄弟入伍后编入同一组，他们并肩作战，活到了一战结束，后来回到澳洲。其中Henry还把自己在军中的日记捐给了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其中就记载了兄弟四人是如何在轻骑兵团里同袍浴血，相互照顾的。 那么华裔士兵在澳军部队里会遇到种族歧视吗？赵教授的回答让人多少有点意外。 士兵就是士兵，不管是什么种族，只要做得好，不会有人歧视你。所以华人士兵在军中被一视同仁，战场上没有白澳政策。在那里，只要是好士兵就会受到重视，不管你有着什么样的种族背景，是华人、原住民、印度裔还是其他，都会一视同仁。 然而军中没有歧视，也不意味着这些华裔士兵可以靠着军功顺利晋升。赵汝权教授说：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三个上尉，还有些是中士下士，很多是列兵。一战期间这些人军衔最高的是上尉。因为那时候，军衔的提拔主要取决于士兵的教育背景。很多澳籍华裔一战士兵来自农村，教育水平不高，一般来说能当上军官的教育水平都比较高。” 将军百战死，壮士几人回 澳新军团的士兵直到1918年才得以回归故乡。一战中，他们参加了西线战场许多著名的战役，如索姆河战役、波济耶尔战役等，被认为是协约国最优秀的部队之一，澳新军团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和军人素质赢得了盟友的认可，敌人的敬畏。但其背后的代价是6万名澳洲官兵的牺牲，15万6千人受伤或被俘虏。而研究能够找到上前线的266名华裔军人，也有三分之一没能活着回到故乡。  Langtip四兄弟中的两人Harry（左）和Leslie（右），下方是另一名兄弟Henry的军中日记 Culture Victoria 赵汝权教授说：“53名士兵在作战中丧生或者伤重、病重不治。还有些人是被当时流行的西班牙流感夺去了性命。 “剩下活着回到澳大利亚的人，有些人受了伤，包括被芥子毒气伤到的。还有些人尽管身体没有受伤，心理上却伤痕累累，当时很多从一战归来的老兵都是如此。 “我发现的受伤最重的人是一个叫Arthur的士兵，在作战时被埋了四次，每次都是附近有炸弹爆炸，扬起尘土将他掩埋。尽管每次Arthur的战友都把他挖了出来，但他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除他以外很多人都是受伤两三次，还有不少回来基本是废人了。” 回归平民生活 回到故乡的华裔士兵跟其他一战老兵一样，面临着重新回归平民生活的挑战。我们前面提到的说出“如果澳大利亚足够好，值得我在这里生活，那么它他也值得我为之战斗斗”的Benjamin Moy Ling，参军之前做过会计师，打完仗回到墨尔本以后，他成为了知名男中音歌唱家，常在教堂弥撒及其他慈善活动中表演。还有一名父亲是澳洲人、母亲是华人的空军飞行员、上尉Francis Curry。他在归国以后生意做得很不错，还参加过地方政府的选举。  Thomas William "Bill" Ah Chow在战后返乡放牧，还被林业局委任为火情观察员 Culture Victoria 大部分老兵在放下枪回到故乡以后，得益于政府的军人安置计划分到了地和一小笔钱过起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但是经历过战争杀戮，带着身体伤病和心理创伤的一些人却发现，澳洲国内的和平生活他们再难适应了。 墨尔本澳华历史博物馆的志愿研究员赵汝权教授透露，那时候华人士兵回国以后对他们没有什么支持。大多数士兵，不管是澳洲人还是华人，回来以后都被官员粗暴地对待。“尽管华人老兵的境遇要比原住民好一点。但他们得不到支持，还努力地争取退休金，而且拿到的钱只有一点而已，”他说。 Daniel Toohey 澳新军团日与大洋路：三千归国战士修路 仅四百人留名 “这些人很难找到工作，有些人分到了一些田，但大多数田都不好，种不出什么东西。最悲惨的是大名鼎鼎的狙击手沈比利，他回来以后种不了田，找不到好工作，最终在贫困中静悄悄地离开人世，埋他的地方甚至没有一块墓碑。直到他去世50年以后，澳新军团老兵在他坟前安放了一块墓碑，后来澳大利亚政府为他建造了铜像，沈比利是华裔一战澳洲士兵里受嘉奖第二多的人，也是着名的神枪手。” 更多的人在回澳以后，过着平淡的生活，我们甚至找不到他们退役后的生活资料。比如一对许氏兄弟。他们回国后在警队任职，各自成家。从未对人谈及自身的华裔背景，甚至家人也不例外。这样的背景被隐藏了数十年，直到政府近年来的努力，他们的后人才终于得以了解祖辈的故事。 赵汝权教授说，他们也希望澳洲华人能发掘家史或档案，跟澳华历史博物馆联系，将更多澳洲华裔烈士的尘封历史公诸于世。 从战场上归来的老兵通常不怎么说他们身上发生的事，不告诉家人他们经历了什么。但他们的家人可以告诉我们这些人回归平民生活之后，做的是什么工作，过的是什么生活，这些都要老兵的家人才能告诉我们。 [yt]4pjkyCZRTAU[/y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