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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理东西时，我发现了一台电理发器，是姥爷送给我的。虽然样式略显陈旧，但质量上乘。遗憾的是，我从未使用过它。这是我回国时姥爷送的，因为我曾无意中说过在澳洲理发很贵，要20澳元，约合100人民币。姥爷得知后大吃一惊（当时理发只要5块钱人民币就理的很好了），并把这件事记在他的心里。后来，他特地去商店购买了这台价值不菲的国产理发推送给我，嘱咐我过日子要能省就省。 人生是无法预测的，我们永远不知道与某人的见面是否是最后一次。姥爷在接受心脏搭桥手术几年后去世，享寿85岁，遗憾的是，我未能与他见上最后一面。但是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位面容清瘦、身材高大、戴着黑边眼镜的典型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 姥爷在学生时代在建国前夕，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建国后退伍分配到地方工作，一直在工厂担任技术职务，直到升为总工。他是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一生没有行政职务。在工厂家属区，他因资历深、技术高、为人正直正派而受到人们的尊敬。作为总工，他的工资较高，在经济困难的时代，他常帮助经济拮据的同志，因此赢得了良好的名声，据说他的葬礼上，有几百人出席，很多都是他同时代的老人，身体不好也挣扎着过来送他最后一程。 他酷爱看书读报，家里十个书架满满的都是世界名著，到处都摞满了报纸，每个月他要花几百人民币买书 （当时一本书才几块钱），我犹记得他看书时候的神情，一手夹着卷烟时不时抽两口，一手拿着笔在书上写写批注。他订阅了《航空知识》杂志，每一期都仔细研读，对美、俄、中的武器库了如指掌，有一次我打算考考他，随便拿出一本杂志，竟然对答如流，随便举出一个飞机型号，他立即可以滔滔不绝地说出飞机的各种指标，至于他读了千遍的三国和红楼，更是了如指掌，各种掌故随手拈来，比当时那个红学家周汝昌还要厉害。我就是在他的书架上饱览了群书，从拍案惊奇到薛仁贵征东，从福尔摩斯到梁羽生，应有尽有。姥爷酷爱中医，而且造诣很深，自己就会开药方治疗自己，他曾经送我一本手抄本秘方，说是千金不换，里面都是各种疑难杂症的中药秘方，可惜我对中医是半点也没有信任，也没有实践过一个字。在他去世之后，他这些在世时候视为珍宝的中药典籍和各种秘方，都被我舅卖了废纸，名著则被我表妹拉走，他用过的衣服被褥，也被烧了，他存在的痕迹是一点也没有了，但是这些深刻在我心里的形象是永不磨灭的，看着这件姥爷送给我的唯一的礼物，我永远怀念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