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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2日，中国纪念前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邓小平的市场改革使中国从饥荒的共产主义落后地区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习近平赞扬了邓小平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尽管两位领导人的共同目标都是建设强大的中国，但习近平实现这一目标的策略却与邓小平大相径庭。习近平将自己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任期延长到了邓小平主张的两届任期之后，并且在其有生之年没有为权力交接做任何准备，这抛弃了邓小平确保长期政治稳定的主要思想之一。邓小平强调市场改革，而习近平则重新强调党和国家的中央集权控制。但最显著的变化是，习近平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积累财富的策略。相反，习近平将增强军事实力和与美国争夺全球权力放在首位，结果是，中国未富先强。 事实上，虽然中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军费开支国，但其 2023 年人均国民总收入为 13400 美元，仅为美国80300 美元的六分之一。按此计算，中国的收入水平与墨西哥和阿根廷差不多。中国的野心与中等水平的繁荣之间的巨大差距，即将成为中国政府在应对日益严重的经济问题时面临的严峻挑战。我们必须思考，习近平领导的中国过早地强调全球超级大国的竞争，是否犯了战略错误。 权力与财富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研究中一个永恒的话题。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通过建立军事力量来提高自身的安全，而财富是建立军事力量的基本条件。但是，过度的军费开支会阻碍一个国家的长期繁荣，反过来又会最终限制其继续建设军事力量的能力，这就存在一个潜在的两难问题。这种困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枪支、黄油和增长之间的权衡。国家预算中的每一美元或每一人民币都可以用于军事（“枪支”）、福利（“黄油”）或促进经济（“增长”）的投资。花在其中一项上，用于其他方面的资金就会减少。然而，这种平衡并不是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 北京每年的国防开支仅占 GDP 的 2%左右，远远低于冷战时期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开支。事实上，中国领导人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在枪支、黄油和增长平衡中的挣扎，并希望避免重蹈覆辙。 第二种权力与财富的困境是枪支、黄油和开放之间的权衡--在这方面，北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形势。习近平拥抱超级大国竞争所导致的开放降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萎缩，正在成为北京未来经济增长的主要绊脚石。自 20 世纪 70 年代初华盛顿作为其遏制莫斯科政策的一部分与北京接触以来，中国一直能够进入西方市场、获得资本、技术和管理知识，这种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但是，一旦竞争从经济领域进入地缘政治领域，安全政策因素就会开始影响贸易和投资流动。因此，随着中国现在表现出严重挑战美国利益的野心和能力，美国和盟国正在通过减少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来应对，这是全面降低风险政策的一部分。这远不止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这么简单，还包括限制中国投资、将生产从中国本土转移出去、不让中国获得高端技术和军民两用技术。甚至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开始限制与中国的经济联系。这些政策合在一起，可能会限制中国迈向高收入国家，并削弱其作为超级大国的未来地位，这是习近平选择中国在富裕之前展示力量的直接后果。 对中国政府来说，西方的去风险策略在时机上存在很大问题。中国经济可能不会崩溃，但其经济正处于十字路口。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劳动力队伍已经萎缩，青年失业率正在上升。经济增长快速下滑，限制了中国政府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根据中国政府提供的数据，2010 年至 2014 年，中国实现了 8.6% 的平均增长率。在接下来的五年中（2015-2019 年），平均增长率降至 6.6%，在最后五年（2020-2024 年）进一步降至 4.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到 2029 年，年均增长率将放缓至 3.3%。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增长曲线趋于平缓也就不足为奇了。日本和韩国都经历过类似的经济轨迹，在年增长率降至 4% 以下之前，它们都经历了三四十年以出口为主导的高速增长。邓小平发起经济改革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因此甚至可以说经济减速早该到来。 然而，与日本和韩国不同的是，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增长放缓之前已经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很多年了，而中国的经济在迈过这个门槛之前就已经明显放缓了。世界银行目前将人均国民总收入最低达到 14005 美元的国家列为高收入国家。随着经济增长迅速放缓，中国政府将发现，从出口和投资驱动型经济模式转向以国内和消费为基础的模式将面临更大的挑战。而这不仅是大多数富裕国家的标志，也将让中国居民分享到更大的经济蛋糕。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民众的情绪正在发生变化，从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乐观转为更加悲观，对习近平领导经济的信心也在减弱。 此外，前总理温家宝 2007 年 3 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著名演讲中指出的中国经济模式中的结构性失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得到解决。首先，在过去二十年里，中国的投资占GDP的比例一直保持在 40% 以上，与七国集团相比，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七国集团在 2023 年的平均投资占 GDP 的比例为 23%。即使与日本和韩国的早期经验相比，中国的模式也是极端的。虽然这两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同样以国家主导为特征，但投资占 GDP 的比例很少超过 35%。此外，今年 7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三中全会释放出的信号表明，习近平正带领中国朝着更加以国家为主导的投资方向发展，以推动中国向高端制造业迈进。在同一次会议上，习近平将国家安全定义为中国现代化的关键基础，这表明他决定加强党国对经济的控制是受到了中国与美国竞争的影响。习近平这样做不仅推迟了中国经济模式向私人消费的转型。还可能引发美国和欧洲对中国工业产能过剩的更多担忧，导致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更高的关税并施加其他限制。 现在回想起来，习近平是否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简而言之，可以。当然，无论习近平的政策如何，中国都会在某个阶段成为超级大国和美国的竞争对手，这仅仅是由于中国的规模、丰富的资源和四十年的经济增长。尽管如此，通过做出不同的选择，习近平本可以减轻与中国崛起相关的威胁感，并给中国更多的时间来建设强大的经济。 首先，习近平本可以减少在明显具有攻击性的武器平台上的开支。除了总军费开支，一个国家是建立进攻性能力还是防御性能力也非常重要。如果把重点放在防御性武器上，以确保中国本土的安全，就可以缓解国际关系学者所说的安全困境，即一个国家日益强大，另一个国家往往认为其威胁日益严重。相反，中国建造了越来越多的进攻性平台，用于向本地区外投射力量。近年来，中国建造了远程轰炸机和高超音速导弹。而中国大规模的海军建设--包括航空母舰--改变了人们对威胁的看法。此外，中国正在远离本土海域的地方通过越来越复杂的军事演习来测试这些平台。 其次，习近平本可以选择奉行对抗性较弱的外交政策。2008 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美国和西方国家与中国的接触达到了顶峰。从那时起，一系列事件树立了中国鹰派和咄咄逼人的形象。这些事件包括在喜马拉雅山与印度发生军事冲突，挑战在西太平洋活动的美国军舰，试探日本在钓鱼岛周边的军事反应，以及通过填海造地活动和与地区邻国的海上对抗，宣称其对南海的巨大单边主权主张。 此外，习近平的战狼外交政策，即中国官员公开敌视外国的言行，也损害了中国的海外形象。此外，北京对美国众议院议长Nancy Pelosi2022 年 8 月访问台湾的回应，包括在台湾周边开展史无前例的军事活动，导致了冷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中美外交危机。最后，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京坚定不移地支持莫斯科，这对中国与欧洲的关系造成了特别大的损害。如果中国在这些问题上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显然会有所作为。 现在就断定美国和盟国的去风险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有多大还为时尚早。由于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紧密结合，美国及其盟国也将因减持风险而付出高昂代价。尽管如此，华盛顿的去风险政策所涵盖的工业部门和技术清单已经非常广泛，其中包括半导体和关键矿物等战略项目，以及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和医疗产品。此外，随着中美竞争的日趋激烈，这份清单预计还会扩大。这意味着，即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门正在关闭，中国也必须在增长率下滑、人口老龄化以及向高端制造业转移等问题上周旋。这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大相径庭。习近平会发现，在中国的国家战略中，过早地将权力置于国家战略之上是要付出代价的。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 ... g-economy-militar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