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中国的学者王耀麟仍然记得20多年前澳洲的中国研究一度欣欣向荣并且在全球是领先的。 墨尔本大学的现代中国研究中心所长王教授说: "当时学生的兴趣，政府的政策和对澳洲的中国研究拨款真的很强劲“。 ”澳洲的很多大学一度聘请了像我这样的中国相关专家，研究和教导与中国有关的专业知识。“ ”以前我（有钱）每年带几十名学生到中国参观城市和村庄，跟很多普通中国人见面“。 但王教授说澳洲的中国研究现在处境困难。 60名中国学者5月份给澳洲研究理事会(ARC)写公开信，警告澳洲的中国研究行业已经达到”危机点“。ARC是联邦政府的顶级非医疗研究拨款机构。 这封信引述了一份政府资助的中国知识能力报告，里面发现ARC资助的中国相关研究项目已经10多年急剧下降，2023年根本就没有项目获得资助。 身为澳洲中国研究学会会长的王教授说ARC是中国研究人员”最重要“的资金来源，如果没有ARC资助，那么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就搞不了。 他说他最后一次收到ARC拨款是在2017年，是研究从湿润的南部地区把水分流到干旱的北部。 他说: "那笔有大约50万的拨款让澳洲和墨尔本大学成为了全球关于中国水资源管理的知识中心。 王教授表示这个研究对澳洲食品安全有影响，帮助了人们明白中国政府是如何运作的。 他说：”现在我们只能用大学给的小额拨款进行小规模项目“。 ”有的研究者把重点放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是崛起的全球大国，在很多全球挑战问题上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现在停止对中国的研究简直是不可置信“。 ARC发言人说该机构不会根据研究的话题或者国家来建议或者拒绝项目。 它没有回答澳广关于为什么中国相关研究拨款减少的问题。 虽然澳洲的中国研究不景气，但中国的澳洲研究的处境就好很多了。 根据最近的报告，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所成立了将近40个澳洲研究中心，比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包括澳洲自己还要多。 王教授说一个积极的迹象是澳洲政府2020年成立全国澳中基金，这个机构给中国研究提供了一些资金。 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古德曼说中国相关的研究2017年开始就被人用恐惧的目光来对待。 澳洲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反应了澳洲对中国的态度转变，澳洲的重点变成了国家安全风险还有如何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澳洲的安全机关和高级政府部长越来越公开批评中国外国干预的规模，包括在大学行业。 随后澳洲-中国关系在2019年急剧变差。 古德曼教授说: "澳洲担心国家安全风险是有道理的，但也给那些在中国研究行业工作的人制造了恐惧的氛围”。 “国家主义取代了我们15年前有的国际主义”。 在西澳大学做媒体和通讯的中国学者蒋颖说人们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在学术界制造了一种“限制环境”。 她说：“作为一名中国出生的澳洲人，我的经历显示除非你明确表明你是反中的，不让这个行业的人就容易被不公平地贴上标签或者描述”。 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所(ACRI)所长罗震说对中国研究者的敌对态度可以是“恶毒的”。 罗震教授说: "(有一种观点是)如果我不是(对中国)超级鹰派，不然很明显我就是叛徒“。 ”我被网民和其他学者说我是政治宣传者，是同情中国的。“ ”我甚至收到死亡威胁“。 罗震教授说，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也给寻求其他资金来源的研究人员制造障碍。 "私人资助也在减少，因为澳洲公司不想冒着（跟中国研究扯上关系）的风险。“ 他说他中心的资金9成来自大学，但很多其他大学已经关闭或者减少中国研究中心的数量。 罗震教授说中国-澳洲关系在2022年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逐渐回暖，情况有所好转，但资金问题仍然严峻。 双边关系改善，今年进行的全国民意调查显示澳洲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没有重大改变。 根据澳洲的中国知识能力报告，对国家安全风险的强调是劝退学生、早期职业研究者和年轻专业人员发展他们中国专业知识的因素之一。这个报告是由澳洲人类学学院去年发布的。 报告也发现澳洲大学在中国问题上的教育和培训有严重空白和严重的下降趋势。 这包括在中国研究上的荣誉项目数量下降还有将专门研究中国的话题会变成更广泛的话题，例如国际关系。 接受澳广采访的学者都同意中国研究的下降伤害了澳洲国家利益。 古德曼教授说如果这情况继续，那么澳洲就不会有足够处理中国复杂问题知识的人员。 ”我们以前有很多学习和认识中国的人“。 ”为什么我们因为缺乏预见力或者意识形态而放弃这个优势“。 ”不要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可爱的熊猫，因为他们不是，但不要一竿子打翻一船人。“ 王教授说：”即使在冷战期间，敌对的大国都没有停止给研究对方拨款“。 ”没有对中国的了解，政策制定者很可能会做出愚蠢或者高风险的决定“。 ”我们需要明白中国，这样我们才可以从中获得战略或者经济上的好处“。 https://www.abc.net.au/news/2025 ... in-crisis/10475389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