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n Johnson - "Sparks" 《星火》

hhxxttxs

原创翻译这本刚刚出版的新书，请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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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即便身处最黑暗的时代,我们仍然拥有期许光明的权利。这种光明也许并非来自于理论或概念，而是来自某些男人和某些女人--那些摇曳不定的、闪烁的、往往是微弱的光亮，来自他们的创作和生活。这光亮几乎时时刻刻都点燃着，并在他们的此世今生中始终照耀着。这样的信念构成了一幅难以表述的背景，而他们的轮廓正在这幅背景上勾勒出来。像我们这样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很难分辨出他们的光亮是莹莹烛火还是炽热烈阳。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如果有一种风尚能让世界各地的人们都趋之若鹜，那一定是为了争夺今日的话语权而把历史叙事当成角斗场。可能从古至今一向如此吧，人们无法预知未来，所以只能在过去寻找线索。让我们来观察自己所在的国家好了，不管是非洲、美洲、亚洲还是欧洲，历史都充满了争议。美国人争论的是美国历史上奴隶制的中心点，欧洲人则对殖民时代的残暴各执一词，非洲年轻人发掘出尼日利亚内战和种族隔离时代被埋藏的记忆。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包括日本、新加坡、印度和其他许多国家，那些发生在多数人出生年代之前的事件，才是塑造这些国家未来的重要节点。

这一现象在中国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一千年以来，这个国家始终纠缠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互相影响。对于现代中国的领导人来说，历史赋予了他们掌握权力的合法性：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来拯救中国；历史决定了党的成功上位；历史还护佑着党继续执政。当然，这样的历史一定是党书写的历史，党雇佣了一大群史官、电影制片人、摄影师和记者，编纂了从古至今的正统历史事件。通过这些人，党控制了教科书、电影、电视纪录片、公开发行的历史杂志、甚至还包括视频游戏的历史叙事。

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认识到，党对过去的垄断才是这个国家专制体制的根源。他们认为，太多人误解了当下的问题是因为共产党扭曲了历史的叙事。如果人们从小就相信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英雄，共产党建政是因为民众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人都是爱国者中的精英份子，那么他们就很难理解为何中国会有那么多的肃反和清洗，大规模的腐败以及血腥的政治暴力。

对历史重要性的信念推动了地下历史学家的运动，这场运动在过去二十年里蓬勃兴起。我把这些草根历史学家视为一群速记员，他们记录着更广泛的人群，那些中国最开明的人群：大学教授、独立制片人、地下杂志发行人、小说家、艺术家和记者。其中有些是局外人，被视为不同政见者，但大部分都身处这个体系之中，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房产，也要养家糊口。他们冒着丢掉工作、失去前途甚至入狱的风险，发行地下出版物、禁书、独立纪录片电影。他们试图纠正党对过往历史的扭曲，阻止他们的国家滑向更严厉的独裁控制。他们试图用新技术来公开现行制度的失败，并把现在的问题和过去的灾难联系起来。

在中国，对过去的关切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和如今一样，古代的帝王们雇佣史官来撰写官方历史。但非官方的历史学家大量存在，他们写的书有个煽情的称呼--野史，从字面上就意味着非正统。如今更通俗的说法是民间历史，或草根历史，在其他国家类似的内容被称为反历史。这些术语我都用过，不过现在我越来越多使用“地下历史”这个说法，因为这样更能表现一场非对称的战役，一方是零星的、常常是被围困的公民，另一方是拥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的国家政权。

中国的地下历史学家还受到传统文化中另一种信念的激励：江湖。这个词语字面意思是“江河和湖泊”，它代表着正统司法体系和商业体系之外的未被驯服的世界。在古代，这些区域是强盗、土匪和逍遥法外者的藏身之处，他们的生存依赖于一套严格的荣誉体系。江湖意味着无法无天、逍遥自在，但也意味着歃血为盟、兄弟情谊，意味着追求公平和正义。

从共和国诞生起，江湖历史学家就存在了，但近些年来他们的地位变得越发重要。在共产党执政的前五十年里，他们单枪匹马独自奋战。他们的文章、作品和书籍很快被安全机关查封，因此总体上罕为人知。

但最近二十年来，他们熔接成一张全国性的网络，经受住数次打击仍然生存了下来。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比如pdf格式的杂志和书籍，可下载的视频，以及其它各种躲避审查的创新方式，他们生产了大量易于分享的作品，来对抗共产党对历史的漂白。这些技术和策略，帮助了中国的反历史学家对抗政府的高压。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面对压迫时默默的孤独的工作着，一旦发生大规模反对政府的骚动，他们就义无反顾挺身而出，正如2020到2022年新冠封城时所发生的那样。

同样重要的是，数字技术帮助中国的年轻人重新发现那些志同道合者的谱系，共同去追溯共和国的史前史。以前只能在国外研究机构图书馆里查阅的书籍现在轻松就能分享，抵抗战士的英雄事迹被拍成记录影片悄悄流传，共和国初期屠杀成千上万地主这样的禁忌主题也在历史小说中被深入挖掘。艺术作品填补了经过严格审查的历史档案中显而易见的空白。以前，中国这些批判性的思考者们会觉得自己很孤独，现在他们拥有了丰富的集体记忆--中国人民如何站出来对抗威权统治。这一点也许对他们来说比什么都重要，因为这激励着他们前赴后继，哪怕面对的是严厉的封锁和禁闭。

本书记录的，就是这二十年来中国地下历史运动的兴起，这运动在习近平掌权后变得益发重要，也必然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1984到1985年在中国留学，1994到2001年作为报纸记者在中国工作，2008年到2020年我又回到北京，主要写一些长篇报道和书籍。我采访了许多地下历史学家，在家里或者是田野调查。我阅读他们写的书籍，看他们拍的电影，也跟踪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对垒。我看到他们行动空间越来越小，通常而言他们只能忍耐，但当示威爆发时，他们很快就行动起来参与其中，并对公共运动产生影响。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个苟且偷生的故事，而是一篇积极抵抗的传奇。

我觉得最合理的方式是从三个维度来展开：首先是从中国的地理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地下历史运动的中心地带在缓慢移动，从中国革命的摇篮西北转向它的文化中心地带，向南扩散的弧线一直到香港。以及最近几年，数字平台和海外同盟者的助力。

和地理空间匹配的就是时间维度：从过去、现在到未来。这三个时代构成了本书的三个主要章节，第一阶段主要发生在中国的西北，共产党的创建和早期对中国的统治，这一阶段密集的暴力给民族精神留下了深重的创伤。第二阶段是当下--习近平治下的第一个十年，这个运动如何对共产党控制的历史发起挑战。第三阶段是未来，香港的抗议活动、少数民族的抗议活动和2020年以来针对新冠封城的一系列抗议活动，这些都昭示了未来的趋势和政治变革的潜力。

第三个维度，也是联结前两个维度的坐标系，是这些地下历史学家的个人故事和作品。读者会在书中认识许多人，听到很多人的故事，其中有两个人物贯穿始终。一个是记录片制片人艾晓明，我们会在第二章遇见她，她制作了一部影片，记录中国西北臭名昭著的劳改营地。另一个人是记者江雪，她讲述自己家族的惨剧和1960年由一些学生出版的杂志《星火》--这也是这本书名字的由来。

艾晓明和江雪的故事和其它几位反历史运动的重要人物交织在一起，例如电影制片人胡杰、地下历史杂志出版人吴迪和历史学家谭合成。这些人的背景和作品集中在第五、第六和第七章，描述习时代之前的共产党、习如何用历史来强化他的统治，以及数字技术如何帮助中国的真相揭露者们对抗党对历史的扭曲和误用。

在这些主要章节之间，是十几篇我称为“记忆”的短文，这个概念来自于二十世纪早期的"场所记忆“，特指那些历史重现、记忆共振的真实场所--战场、博物馆、刑场。近几十年，新科技拓宽了这个概念--“剧院记忆”，这样就包括了电影、书籍和各类媒介。基于这个概念，我提供了人物素描、场地素描和对一些反记忆代表性作品的简介，它们共同展现了中国地下历史学家的野心：重写中国现代史，以重塑这个他们所深爱的国家的未来。

读者们可能很快就有疑问，这一切对中国的发展轨迹意味着什么。我会冒昧说出一些自己的推论，不过在你开始阅读之前，我先说明两个要点。

第一点，本书给读者介绍的人物，他们身处中国内陆，这些人本身就非常有价值，值得你结识。他们作品的范围和野心与冷战时期那些伟大的作家和电影制片人不相上下--索尔仁尼琴、昆德拉和福曼。（注1）值得提醒的是，这些东欧思想界的大人物们当时在自己国家影响力非常有限。直到这些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普通人开始寻找其它方式来理解过去，从而重新评估未来的出路。

很显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已是昨日黄花，许许多多的年轻人以消极态度应对困顿的生活。他们在谈论如何退出--“躺平”或“润”成为流行词语。

但这种对生活的疏离也可能飞快反转为行动。新冠封城就是一个尤其典型的例子，书中的许多人物例如艾晓明和江雪，在多年被边缘化后，突然重新回到了公众的视野。2023新年伊始，江雪发表了她最著名的文章（注2），这正发生在一波席卷中国各地的示威活动说服了政府放弃新冠清零政策之后的数周。她在文章中讲述了封城和绝望，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呼唤。借由对东欧思想的广泛阅读，她透彻理解了中国僵化的政治体系。这篇文章在Telegram和微信上被反复转载，虽然在微信上很快被禁，但各种编辑后的版本依然继续流传。

重建类似的场景并不困难，这些场景把她和其它人推回前台，这些人长期的研究和写作观众寥寥，但对于大众来说，他们的阐释比政府的宣传更有共鸣。对我们来说，探究这群人物的历史和脉络，也变得顺理成章。

第二个要点是，这些人的生平和作品改变了如何看待中国的传统叙事。我2020年离开中国，在新加坡的亚洲研究机构进行了一年学术研究，然后去纽约的外国关系委员会工作。在这些地方，我亲眼目睹了我们的意见领袖和政界要人是如何描绘中国的。主流的中国叙事是，除了一系列乌托邦式的恐怖事件那里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严密的监控、文化灭绝、盲目的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多年的人，作为一个报道了大量宗教和政治迫害的记者，我深知这些问题当然都是真实存在的。但反过来也要看到，中国还有其它的视点。批评的声音并没有完全消失，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参与中国事务，这也正是本书要探索的结论之一。

中国反历史运动的长期存在，也挑战了这样的假设--共产党具备完全主宰社会的能力。你在本书中会看到，党并非战无不胜。尽管可能性很小，身处中国的人们仍旧可以发表作品、制作影片来对抗威权。他们的理念得到了传播，当社会问题到达了临界点，人们会向他们寻求重新思考这个国家的新的思路。这也是习近平为何要用他自己独特的政策来控制历史--因为习明白反历史叙事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威胁。

本书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健忘是否最终会取胜。任何社会的变革，通常都是由一小群局外人发起的。有时候，专注和持久让他们的信念成为主流声音。对几乎所有时代所有社会形态都适用的陈词滥调是，“沉默的大多数”不了解真相，且漠不关心。重要的是，今天仍有很多中国人的确了解真相，并为了改变他们的国家一直在战斗。

本书不是一个正义战胜邪恶的童话故事。就像中国严密的监控体系并没有得逞一样，反对者们也还没赢得胜利。所以我要把汉娜·阿伦特关于黑暗时代的人们的一段话作为本书的开场白。我们对中国如今的黑暗如此习以为常，一点亮光就让我们炫目。也许读完本书，你能有自己的结论，这些人是莹莹烛火还是炽热烈阳--或者他们两个都是：今天还是烛火，但明天他们将照亮中国。

虞宅与美丽

哇，楼主是要翻译这本书吗？翻译出来估计也是underground吧？或者在海外出版？

虞宅与美丽

其实当年伟大领袖也是这个意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hhxxttxs

虞宅与美丽 发表于 2023-10-25 11:07
哇，楼主是要翻译这本书吗？翻译出来估计也是underground吧？或者在海外出版？ ...

自己翻着玩，在海外不需要地下传播，可以地上的

虞宅与美丽

hhxxttxs 发表于 2023-10-25 17:44
自己翻着玩，在海外不需要地下传播，可以地上的

嗯嗯，海外可以。期待你成书那一天。

缓缓

一共多少字的著作？

sayaaz

前几天刚听了不明白播客对作者和江雪的访问，以前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hhxxttxs

缓缓 发表于 2023-10-25 22:37
一共多少字的著作？

纸质版12月出，有400多页。300字一页的话，12万字。

hhxxttxs

sayaaz 发表于 2023-10-26 02:45
前几天刚听了不明白播客对作者和江雪的访问，以前对这些都一无所知。

我也是听了这一期播客，感动坏了。（感动得决定要翻译，就坏了，哈哈）

sayaaz

hhxxttxs 发表于 2023-10-26 19:12
我也是听了这一期播客，感动坏了。（感动得决定要翻译，就坏了，哈哈） ...

访问里是不是说会在台湾出书？我当时想繁体字读起来不顺，以后不知道台湾会不会出简体书，毕竟简体受众比较多，现在香港又指望不上了。

hhxxttxs

sayaaz 发表于 2023-10-26 20:38
访问里是不是说会在台湾出书？我当时想繁体字读起来不顺，以后不知道台湾会不会出简体书，毕竟简体受众比 ...

嗯，正好比较一下，学习一下。

hhxxttxs

Ian Johnson - "Sparks" 《星火》 第一部 过去

惟有这片土地，才算得上坚固，才能承载记忆带来的沉重负担。

----马萨·蒙吉斯特 《影子国王》

第一章 介绍 记忆的风景

中华大地的板块构造给这块硕大棋盘带来高山大河和无数记忆。印度板块从南部挤压欧亚大陆板块，创造了喜马拉雅山脉和巨大的青藏高原，从而把这个国家几乎同大陆的其它部分隔绝开来。缓缓扩散出来的更多小型山脉起伏错落，一直延伸到太平洋岸边，如同广袤大地隆起高耸的脊梁。深谷中孕育出宽阔的河流，从西部高原奔腾而下，直至大海。对于在山川大河中徜徉的旅行者来说，不管你朝哪一个方向行走二百英里，都一定会被自然屏障阻挡（注1）。许多人都以为中国是一个高度匀质的国度--持续千年的文明历史、超过百分之九十一的汉族人口--但是地理告诉我们另一种真实：一堆完全不同的地区拼图，各地气候迥异、语言不通、文化传统和历史差异更大。

为了征服这片苍莽大地，中国人民把它变成了一块画布。几千年来，他们把所思所想刻在藏身的岩石和峭壁上。经过时间长河的洗礼，几乎每一处山川河谷都有自己的神话、传奇、战斗、屠杀和美丽的传说故事。千年以来，旅行者们每到一处，都会写下自己的奇思妙想，并雕刻在附近的岩石峭壁之上--这些古代的涂鸦把历史带入了日常。

其中的一些涂鸦不仅仅是自我吹嘘的笔记：我来了，我存在；我牛逼，我读过史书；我不同与庸众，我想法独特。某些精妙的词句也增添了景点的风貌和意义，帮助未来的旅行者在碑刻铭文中与过去对话，用新的方式理解历史。这一点不同于现代情怀--自然环境只有保留原始状态才能被视为真实。的确也有中国作家抗议过泛滥的碑刻铭文，但对大多数人来讲，这很少被看作一种冒犯。反之，与过去对话增进了对现在的理解。

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就是武汉上游一块俯瞰长江的赤红色岩壁。公元208年到209年的冬天，一场决定性的水战在此展开，对阵双方是军事独裁者曹操和抵抗侵略的小国联军。处于弱势的一方运用奇妙的战略取得了最终胜利，使得赤壁之战的知名度可以和西方人记忆中的特拉法尔加海战媲美：一场光彩夺目的胜利阻挡了豪强的霸业（当然，和所有的历史一样，真正的故事要复杂的多）。

这个景点变得很有名，但它成为朝圣之地，是因为八百年后公元1082年苏东坡的到访。苏东坡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也是当时国家的官员。他因为对抗暴政改革而被贬官，穷困潦倒住在离赤壁不远的农庄。某个夜晚，苏东坡和友人泛舟江上饮酒作乐，高谈阔论之余路过了赤壁。到家后，他写了一首诗直抒胸臆。过了一阵子，他再次游览赤壁，又写了一首诗。

这两首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盛名，不仅因为诗作的文字优美，还因为苏东坡是个大书法家。奇迹般地，其中一首苏东坡用毛笔亲手写就的诗词，历经千年至今存世，成为中文世界最珍贵的艺术作品之一。在苏游览的若干年后，赤壁悬崖上建造了庙宇来纪念他，还建起了存放他诗词碑刻的凉亭。

文字和书法让诗人出名，但正是诗词的内容本身激发了人们的思古幽情。苏东坡评论的是一场古代的战斗，但他诗词的意味是永恒的：人民反抗暴政的正义性。

读者们会想到曹操的落败、正义一方如何赢得战斗，但也会想到苏东坡本人也是因为挺身抗议而遭贬谪。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信念--最终正义必将战胜邪恶--正是这首诗的中心，当然还有被贬官的郁闷、挣扎和孤独。诗中并没有直接谈及这些，苏东坡感慨万千，也表达自己并未屈服。

在第一首诗中，苏东坡诉说自己的不安：顺雄阔的长江而下，“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他提到了夜空中的繁星，还说自己面向首都，他的诗也是对皇帝的恳求。

船行途中，苏东坡的友人哀悼命运的不公。虽然历史名人曹操曾和周瑜在此会战，但他们两人固然一世之雄，也不过“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但苏东坡不同意这个观点。

“客亦知夫水与月乎？（注2）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对于苏东坡同时代的人，诗的政治意味显而易见。为官追求的利益不可能长久--就如不停流逝的河水，又像逐渐消失的月光，日渐式微--但他追寻的价值是永恒的，就如河流永不会干涸、月有盈缺但永远发出光辉。这样的评论如此直白，当苏东坡把赤壁赋发给朋友时，他还加上警告：“写了太多抱怨和危言耸听之词........请阅后即忘，勿传他人。”（注3）

如今，赤壁是中国最热门的景点之一。人们不再搭乘一叶扁舟，而是坐在大型游轮上，还可以在途中大快朵颐享用丰盛的自助餐。到此一游不需要特别的理由，因为每个此生必去景点的攻略清单上一定有赤壁。

大部分游客都是为了仰慕苏东坡。他们会联想到他被贬谪，会联想到曹操的傲慢，会联想到那么多画家在峭壁上对苏东坡的描绘，由前人的抵抗想到自己对威权的斗争。思绪万千的游客们，有些人沉默了，有些人若有所思频频点头，也有人吟哦着诗中的词句，同时观赏着突出的山岬和巨大的赤壁二字--这两个朱红色的大字是十五世纪时为了纪念苏东坡而铭刻在悬崖石壁上的。

在中国，历史和道德密不可分。史家的传统任务就是要对王朝和统治者作出道德评价，部分是为了给后人留下记录，但也有部分是为了针砭时弊。所以苏东坡引用曹操的典故，绝非仅为纪念一场古代战役。唯一的解释就是要臧否当时的皇帝--和曹操一样，是一个将要被打败的霸主。

这样的史观让史家既当法官又当陪审员，一面收集证词一面宣判统治者的命运。如果一个王朝以德治国，那么从史家的角度就该千秋万代。但如果政府鱼肉百姓、君王不能勤政、灾难此起彼伏，那么必然在史上留下骂名并丧失其“天命”。这会导致统治者的两种反应：要么秉公执法希望带来成功和历史的赐福，要么打击异议者从而再无人挑战统治的合法性。

这一来史家就成了高危职业。最著名的案例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他被施以宫刑并遭囚禁，因为他挺身为一名被冤屈的官员辩护。司马迁本该自杀，而不是带着伤残的躯体和巨大的屈辱苟活。他活下去最重要的理由就是要写一部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通史。司马迁树立了历史写作的标杆：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

规避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假装写的是游记，在某景点游玩，顺手涂鸦。这些游记中的佳作，就像苏东坡的诗一样，不仅仅影射了政治批评，还探索了自然的无穷无尽、生命的荒谬和现实的不堪。

几百年来，这些凭吊记忆的场所一直都是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双重景观。对于入侵者、外来统治者和分裂者，这终究是一片有着绵延数千年记忆的国土。部分原因是，在中国，历史的存在和现实无可分割。用西方的对照物来比喻，就像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欧洲文明，它们使用相同的剧本和文化参照物，并被移植到相当于美国大小的地理区域。想象一个受过教育的美国人可以阅读古希腊文、拉丁文和大部分现代欧洲国家语言，而且这些时代的著名景点--雅典神庙、罗马斗兽场、沙特尔主教座堂、奥斯维辛集中营--都位于美国境内。几千年来的著名作家--荷马、简·奥斯汀、萨福和海明威--也都曾住在这里，并造访过这些景点，并把他们的所思所想铭刻成了碑文。

这给中国当下发生的事件带来无法承受的重压。这个国家不管到哪里，都有古代的遗迹。过去的永远都不会真的过去。但这厚重的历史也让人民更有力量。既然古人敢仗义执言，那我为何不能？如果我身陷囹圄和苦难，如果我被禁言和羞辱，这难道不是一直在反复发生么？不要忘记一个事实，最终人民缅怀和纪念的是司马迁和苏东坡，而不是残害和诋毁他们的统治者。

现在和过去不同的是广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仅仅是中国历史长篇的又一个章节。现代官僚主义政权深入到每一处山乡僻壤，这在历朝历代都是无法想象的。这种变革横跨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1949年共产党上台后。自1921年成立后的三十年，党内历经各种清洗、肃反和运动然后才建政。通过四年内战击败国民党时，这个组织具备高度纪律性，由一群经过战火洗礼的军人领导，并矢志暴力革命。他们有能力推行一些倾向性非常明显的政策，深刻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有好的一面，但几乎所有政策都是自上而下命令式的、完全强制性的。

喧嚣的中心是党的领导人毛泽东的性格：捉摸不透、反复无常、冷酷无情，时而会臆想自己是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至尊。在毛近三十年的统治下，中国经历了一连串的政治运动，把正常的社会关系砸得粉碎。国家发动的暴力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即便1976年毛死后，相对温和的领导人执政，这个国家依然充斥着骚乱、镇压、对不同政见人士的迫害和对少数民族的残暴政策。

从最早期开始，中国的领导人就试图把历史掌握在手中，方法就是讲述神话故事：共产党是依靠人民支持夺取了政权；饥荒是自然灾害导致的；少数民族地区比如新疆和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的民主斗争是外国势力在推动；政府在处理新冠疫情初期爆发时很负责任。不露痕迹的潜台词：只有共产党才能把中国从混乱和分裂中解救出来。任何其它版本的历史叙事都是禁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基础神话，但是在中国，因为没有独立的公共机构--媒体、大学、政党--所以要挑战官方的版本变得异常艰难。

共产党的神话统治了中国的教科书、博物馆、电影和旅游景点，并且是中国领导人的一贯作法。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把控制历史叙事作为最重要的国内事务。他关停了几十家非官方刊物和博物馆，关押所有反对官方版本叙事的人员。这些去除记忆的行动重新编织了国家的集体记忆，并成功说服了大多数中国人：即便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党还是实实在在为民众谋福利的，那些反对派往好了说是不切实际，往坏了说就是叛徒卖国贼。

为了反驳压倒优势地位的国家叙事，现代的司马迁和苏东坡致力于史诗般的斗争，以记录当代中国的历史全貌。即便在被许多局外人视为“完美独裁”的时期，这些独立写作者、艺术家和电影制片人仍在创作：政府导致了饥荒、政治运动、大屠杀、病毒爆发。他们的目标是挑战、动摇并争夺国家的叙事版本。明知胜率不高，他们仍然一如既往，因为他们相信历史终究会揭示出真相。

其中许多人从2000年代开始这项工作，那是一个不寻常的开放时代。它不是共产党治下最开放的时间段--自由春风吹拂的八十年代才是，彼时领导人甚至可以谈论自由选举。那些迎风飞扬的日子被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粉碎了，这发生在持续数周对腐败的和平抗议和对更加开明政治体制的和平请愿之后，全副武装的军队进入北京和其它城市，屠杀了几百名学生。此举开启了政府至今还奉行的游戏手册：严苛的政治控制搭配快速的经济发展。

跟八十年代相比，2000年代也许更重要，因为新技术的应用让许许多多人真正参与到全国性的对话中。经济改革让人们可以自由迁徙，也让人们有富余的财力去追求自己的兴趣所在。对某些人，是漂亮的汽车和海外旅游。对其它人，可能是追索家族历史和社会问题。互联网开始普及，政府还没搞明白如何控制它。记者和活跃人士趁虚而入，发表了大量的博客，很多官员的渎职行为也被曝光。

地下历史学家一直在探索1940年代以来党史中的黑暗角落，数字科技意味着他们的作品可以重见天日，并透过社交媒体、博客和传统媒体渠道传播给千百万读者。纪录片电影节给使用数字技术的作品增加了曝光度，比如用廉价手持摄像机给党的乱政的幸存者做访谈--只要极低的成本，就能对一党执政的政体有效性提出质疑。

这一段相对自由的时期在2000年代末结束了。不能简单的把它归咎于习近平2012年的上台执政，在此之前，对这些批评者、公民中的发声者，风向已经逆转了。2008年，党逮捕了后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因为他组织要求温和政治改革的和平请愿。次年，政府判处他十一年徒刑。2010年，许许多多著名政府批评人士的社交媒体账号被关闭。2011年，最流行的社交媒体网站被关闭了评论功能。

习强化了这些打压的举措。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不容许对毛时代提出任何质疑。他在2013年1月提出，共产党的统治分为两个时期（注5）：前三十年（基本上就是毛统治的1949到1976年）和之后经济改革的三十年（从1978到2012年，邓小平和他指定接班人统治的时期）。习说，不可以接受一个时代而批评另一个时代。换句话说，你不能歌颂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和开放而批评毛时代，反过来也不可以。你一定得全盘接受。它们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这套逻辑苏东坡非常熟悉，习声称，任何对人民共和国历史的质疑都意味着对政权合法性的质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为了解释历史的重要性，他引用了十九世纪诗人龚自珍的词句。那时中华河山刚刚沦于异族，龚自珍写道：“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注6）。习警告说，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在刚解体的前苏联，但绝不会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必须保证官方版本的历史入脑入心。

为实现这个目标，习关闭了独立刊物和电影节，并加大了异议者获取信息的难度。他治下的政府大规模扩建了历史博物馆和相关红色景点，重拍了史诗历史影片，还重新修订教科书。集大成者是2021年重新编纂党史的纪录片，这在党的百年历史上是第三次。

对这些努力的解读之一，他们就只是精力过剩--连篇累牍搞意识形态控制并没有太多必要。但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即便是独裁者，他拥有的政治资本也是有限的。他们肯定会把注意力放在他们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习的其它重大政策都是为了应对能切实威胁他统治的风险：他搞反腐运动是因为腐败已经失控，而且还能借此清除政敌；他对香港的镇压，是因为这个言论自由的堡垒出版许多地下图书和杂志；他瞄准民主政体的台湾，因为台湾有力的驳斥了共产党制造的神话--只有威权体制才能有效治理中国人民。同样，他对控制历史如此关注，是因为他相信如果丢掉了对历史叙事的话语权，将给共产党的统治带来致命的威胁。

尽管政府一再管控，独立的声音仍在持续。2016年，我参加了一个口述史的工作坊，结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十位朋友，他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记录家庭和社区（我在本书第二部分结尾处有一个短文“拍摄中国的村庄”就是描写这个工作坊）。哪怕其中许多人身处险境，他们至今仍然很活跃。大多数曾经可以放映他们影片的场所已经消失，但这只会让他们的努力显得更为可贵。人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在激励他们继续，是什么让政府的打压阻力重重。还有比如地下历史期刊《记忆 Remembrance》的编辑们。到2023年初，该杂志已经跨过十五个年头，成功出版了330期。

我在中国时候也长期接触过一些宗教社团，在那里有类似这样的人群。基于信仰的群组和地下历史学家一样，试图用解决内部问题的方法让中国更好--不安和良心的阵痛永远 不会消逝。对于踏上宗教之路的人们，信仰先拯救他们自己，才能拯救国家--信念就是中国需要道德革命来重建更公正的社会。对于非官方历史学家，信念是道德社会不能构建在谎言和沉默之上。

当我采访过越来越多的地下历史学家们之后，我意识到这不是一小撮不切实际的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奋斗和努力--这并非一个政党或者协会，也没有章程和成员名单。党的安全机构可以轻易捣毁这类机构。这是非机构化的但同时又是由共同信念和信仰凝聚在一起的，并广泛分布在全国各地，规模如此之大，可以毫不夸张的称之为一场运动。日积月累，他们创造了关于共产党乱政的共同记忆--我会在第七章介绍相关内容。

至关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人都对地点有着神话般的迷信。他们当然知道赤壁和苏东坡，基于党建政后发生的各种事件，他们也创造了新的记忆场所。和古人一样，他们也在这些记忆场所留下了各种记号：墓碑、碑文、或是刻上他们名字的石头。

许多类似的记忆被勤奋的政府官员抹去了。但和苏东坡一样，今天的评论者们创作了许多艺术作品--电影、书籍、短文、诗歌--可能被压制但无法被删除。他们被广泛传播，其中很多取得了神话般的地位。即使被禁，作品在虚拟世界仍在流传，并被很多中国人熟知。他们代表了更加开放、更加人道的中国，这个中国一直都存在，人们也一直在为这个中国拼搏奋斗。

屡屡都有陌生人告诉我，某个他们认为的，这场现代运动的发源地。他们一直会绕回到中国最西部直到青藏高原。在那里，地理环境导致了毛时代一些最严重的过激行为，也导致了人们很早就开始去探索中国当时的新专制体系。这些人已经去世很久，甚至被遗忘了几十年，但中国的电影制片人和地下历史学家复活了他们，造就了反历史叙事的传承，正是这种传承让我们有了今天的各种故事，也寓示着中国未来可能出现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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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 河西走廊
（译者注：这是每个章节之间的一篇短文）

河西走廊是连接中国大陆和中亚腹地的一条狭长地带，其间绿洲星罗棋布。南侧是青藏高原，北侧是戈壁沙漠。它的形状像一条长长的弧线，如同弯曲的枝桠缓缓穿过中国西北部，在这沙漠和荒山遍布的地区，一抹被浇灌出的银闪闪的绿色镶嵌在沙土和岩石之间。 有人称它为中国的咽喉要地：一条狭窄脆弱的通道，对国家的存亡至关重要。

古代，大篷车队沿着这条路线行进，它是丝绸之路的一部分，运送货物来往于中国、印度、波斯、中东和欧洲。因此这也成为几百年来军队来回争夺的地盘。中国强大的时候，不但能掌控河西走廊，还一直延申到蒙古、西藏和中亚。中国羸弱的时候，不但守不住这里，连中原的腹心地带也面临入侵的威胁。

河西走廊本身并没有太大价值。细小的河流和绿洲只能供给少量农牧人口和来往客商。但它具有战略价值，它主要反映了远方大国的利益。地处偏远却自成中心，这里曾拥有中国最辉煌的成就，也有最荒诞的失败，它干燥而尘土飞扬的气候使得这些记忆之地保存下来，免遭自然或人类的抹杀。

河西走廊最著名的就是敦煌和莫高窟。作为丝绸之路中转站的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边，因而汇聚了全世界的文化。在一千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中国、西方和中亚文化的融合之地。贵族和商人们雇佣艺术家，创作了精美的佛教壁画，可以和世界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媲美。也留下成千上万的卷宗和画作藏品，让我们对中世纪中国和中亚的生活有详尽的了解。如今，这里是世界文化遗产保留地，这里的洞穴每年吸引上百万的游客前来参观。

河西走廊向东就是中原核心地带，另一组佛教洞窟散布在每隔50英里的地带，和敦煌一样，洞窟一定位于路的右侧，也就是南侧，都挖掘在青藏高原的山脚下--在荒凉的风景中建起文明驿站。石碑有点像墓地：倒立的墓碑直接雕刻在岩石上，而不是把岩石开挖出来，但纪念死者的用途是一模一样的。

河西走廊中途有一组洞窟是专门供奉文殊菩萨的。洞窟从公元四世纪开始由商人建造，保存非常完好，虔诚的作品如今还能和我们直接对话。前庭是彩绘的实木建筑，像是对下面的山谷喊话：这就是你们祖先一千年前悼念死者的方式，你打算怎么做呢？

山谷有三种回应。一个是嘉峪关，它是著名的十四世纪明代长城起始点。经过巨资重修和维护，它高耸宽阔的城墙，非常适合拍成明信片，仿佛在告诉人们，你将要进入的帝国雄伟强大：颤抖吧，服从吧！附近就是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虽然对游客并不开放但仍然著名，因为它是中国最重要的航天基地。它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宣告：在戈壁沙漠的边缘，现代化的国家可以载人上天。

在石砌长城和水泥发射平台之间，有一段长长的沙漠，这里包裹着一处更可怕的遗址。它建于1954年，但七年后被关闭，紧接着国家就开始抹杀它的存在。它的名字是夹边沟，那条沟渠，中国最臭名昭著的劳改营，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几千人在这里劳动然后饿死。难以置信的是，这块布满沙石的土地，曾被北风抚平，也曾有警卫巡视，最后却成为中国人试图发掘历史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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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沟渠

清明节，是一个纪念死者的节日。大学教授、纪录片制片人艾晓明从家乡武汉出发，跨过一千五百英里来到夹边沟，是为了记录一位劳改营幸存的老者，他要竖一块墓碑。多年前，劳改营就已经变成了一个林场，但几十年来幸存者们会定期回来祭奠死去的亲友。2010年代中期，当局宣布此处是军事禁区，并在敏感的时间点布置警卫人员。

“你好，我们可以进去么？我们可以去另一边么？不行？你看一下，我只是一名艺术家。那我可以在这里朗读一首诗么？”

就和六十年代早期的她一样，个子不高、圆脸上有一双倔强和锐利的眼睛。她微笑着，用亲切的口气说话，很显然她有自己的目的。她肩上挎着摄像机，镜头对着漫漫黄沙。摄像机前后摇晃，时而拍到本地保安的廉价帆布鞋和迷彩军裤--这是政府发给招募劳工的松松垮垮的制服。他们不理睬艾晓明。他们也许刚到这里，就是为了不让她和幸存者们进入这个区域。他们沉默不语。

“如果你们觉得没问题的话，就过来制止我，因为你们没说可以也没说不行。我都闹不明白你们啥意思。我们就是想要进去纪念一些人......他们不该死去的。”摄像机在春日的阳光下前后摆动，黄土地跟着晃动，那人的鞋也一样。

“非正常死亡。他们是我们的前辈。”

她找到位置把摄像机扛到肩上，把镜头拉近一个褪色的牌子“酒泉夹边沟林场。“（注1）

她的镜头越过牌子，能看到两部黑色轿车和更多神情严肃的保安。不用三脚架的摄像机晃得厉害，通常这是水平太业余的标志，可对艾晓明和其他地下制作人来说，这却是影片真实性的标志。这不是什么大制作电影。实话说，压根就是零成本，连差旅费都是艾晓明自掏腰包，她的助理则都是志愿者。这不是国家出品而是来自人民的创作：民间、草根。国家可以花巨资装备最新的摄像机和装备，从全球聘请最顶尖的团队来进行宣传。而民间创作得使劲省钱，国家决不会给你一分钱。

也许几百年后，有人会在某个硬盘或某个云存储上找到艾晓明的影片，并重新发掘出它的价值；就像莫高窟在二十世纪被重新发现一样。发现者会试图找寻当初拍摄者的目的。是在遗址上的冥想么？还是记录被遗忘的历史碎片？也许影片本身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建造的一种墓地，用来纪念他们死去的亲友？如果这是真的，那些死者真的是艾晓明的祖先么？他们到底是谁，他们的死因是什么？

要理解夹边沟的世界，就要进入一个暴力时代，那个时代充斥了一个接一个政治运动，饥荒，对千百万中国人的迫害。艾晓明对这个时代再熟悉不过了。（注2）

艾晓明在武汉长大，她的外公是著名的唐生智将军，在二战中抗击入侵的日本军队。他服务的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军队，而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这意味着人民共和国初期他的家庭处境艰难，所有和国民党有关的人员都被视为嫌疑分子。曾经荣耀的家族被牵连和迫害。八十高龄的唐将军被逮捕，被狂热的造反派殴打，死在狱中。他的女儿也就是艾晓明的母亲，精神失常，艾晓明的父亲也被殴打、羞辱，扫厕所的工作干了好几年。

这一系列事情的起点就是1966年，艾晓明12岁。她试图改造自己适应社会。她服从政府，批判自己的父母。她入了党还考上了大学，并成为文革后文学专业第一个女博士。她在大学教书，培养未来的领导人。她为人低调。

但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对党的所作所为很难不产生疑问。八十年代是生活回归正常的年代。她父母平反后在武汉定居，她和丈夫儿子住在北京。有一段时期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并在1989年天安门学生示威时到达顶点。

这段时期，艾晓明开始反思自己的成长经历，也开始了解中国专制体制的弊端。她广泛阅读东欧知识分子的书籍，尤其是米兰昆德拉，并把《小说的艺术》翻译成中文。后来，当她想到夹边沟劳改营的时候，她就想起昆德拉的这段话：

被惩罚的人们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罪。荒谬的惩罚变得如此难以忍受，被指控者为了找到内心的平衡，不得不合理化自己承受的惩罚：我罪有应得。不仅这裁决的原因无法找到，甚至连裁决都根本不存在！要上诉、要假释，你都先要被宣判有罪！被指控者只能苦苦哀求被宣判有罪！

艾晓明在1989示威中基本是个旁观者，她在文革的经历让她对可能的后果产生了疑虑。九十年代她离开过度政治化的首都，到南部城市广州执教。她在广州的工作受到女权主义的影响，尤其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妇女大会在中国举办之后。她去了田纳西州的西沃恩南方大学留学一年，并注意到父权制社会和专制社会的相似之处----为什么党要反对女权，虽然它的官方说法是支持妇女权益？

她也找寻其它表达自己的方式。学术著作固然重要，但在中国出书很麻烦。她回国后，注意到了纪录片制片人胡杰的作品，胡是地下历史运动的关键人物，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谈到他。

对艾晓明和其它一批电影制作人来说，数码摄像机是一个转折点。以前拍电影，只能用昂贵笨重的摄像机，要么你有强壮的肩膀，要么配上沉重的三脚架。只有政府开办的演播室才能拍摄，成品只能在政府运营的影院和国家电视台播放。

数字技术让摄像机变得很小，也更廉价。便宜的摄像机也有图像稳定软件，让拍摄稳定的画面变得更容易。新设备看上去和普通游客的相机类似。文件可以直接拷贝到电脑上编辑。影片可以在电脑上播放，也可以通过优盘共享，或者通过文件共享服务放在网上，还可以通过VPN轻松上传到境外网站上。2004年，艾晓明帮助胡杰拍摄了她任教的班级表演"阴道独白”，迅速掌握了如何使用摄像机。同一年，她开始制作自己的影片。

她的其他老师是国际荧屏上的巨星。在美国短短一年时间里，她定期在图书馆翻找，一天观赏两三部电影，直到深夜。现在她更是带着学习的目的在看电影。2000年后的十年，中国的地摊上充斥着廉价DVD，最常见的就是世界知名导演们的合集。她看了克洛德·朗玆曼关于大屠杀的影片，法国新浪潮导演比如戈达尔和特吕佛，还有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我对这些经典电影着了迷，也从中学到了很多。”（注3）她告诉我。

胡杰几乎从来不出现在自己的影片中，艾晓明正好相反，频频出镜。在拍摄年轻女教师黄静被害案的影片中，她请来黄静的母亲谈话，并参与了请愿团体要求政府干预案件的审理。

她几乎半年到一年就要拍一部电影，她进行密集的现场拍摄然后回到广州或武汉的家中做后期编辑，顺便也花时间照顾父母。她制作了关于汶川地震的影片，这次地震死亡人数高达六万；还有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的影片；还有那些为基层民主而努力的本地代表。她2014年来河西走廊的时候，已经拍了二十多部影片。

她听说夹边沟已经好多年了，她觉得必须在幸存者离世前记录他们的故事。但过去并非她的焦点。影片记录历史事件，其中大部分公众从未知情，但更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以试图为劳改营死者竖立一块纪念碑缘起，戏剧冲突由此展开。在过程中揭示了许多令人震惊的信息，大部分从未被拍摄过，可她最感兴趣的是事件和今天的关联和呼应。

“我的影片从现在开始，而不是过去，”“她说道，“为什么他们要建造纪念碑，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人不能被遗忘？”

1957年，共产党已经执政八年，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深远。四年内战打败国民党之后，他们再次统一了中国。党取消了外国飞地，只留下香港和澳门两处殖民地。在党的指挥下，中国和美国在韩战中对峙。党夺取了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党给了妇女婚姻自由的权利，还搞了扫盲运动。党实行苏联模式的工业化政策，建设钢铁工业，铁路和桥梁。

这些成就的背后有一个共同点：肆无忌惮的国家权力。在毛时代，党把每一项工作都视为暴力斗争，部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另一部分是来自党内无休止的斗争、清洗和肃反。毛需要敌人。最容易对付的就是地主阶级。即便许多小地主只有几亩地，他们仍然被丑化成吸血鬼周扒皮。政府派出工作组去煽动怒火。地主在批斗会上被揭发、殴打、折磨、羞辱并杀死----有些被活埋，就埋在他们本来拥有、现在却成了不义之财的土地上。

国家还宣布各种传统信仰都是”封建迷信“。政府取缔了算命先生、游方僧人和其他一切几百年来作为宗教信仰而存在的传统角色。他们和妓女、吸毒者一起，被送去劳动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私人企业全部国有化，私人房地产也全部充公：所有的农田和空地，江河山川，峡谷草场、沙漠森林----中国广袤土地的每一寸都属于国家。共产党统治的初期，和之后暴力泛滥的相比，被视为黄金岁月，就在这黄金岁月中，被国家各种运动迫害致死的人数大约是两百万人。（注4）

毛的敌对势力清单接着就扩大到共产党内一些最坚定的成员。经济快速增长，但毛还嫌不够快。他认为中国需要一次大跃进，但党内某些人在拖后腿。毛以前也搞过肃反和清洗，但这次并非针对特定的个人或派系。毛认为整个管理机构都要推倒重来。

因此1956年他发动了称之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运动。这词来自孔子----”让百花争艳，让百家争鸣“；意思就是，允许人们发言和辩论。有些人非常谨慎，除了歌颂党啥也没说，但也有成千上万的人发表了意见。总体上，他们的批评是建设性的。一些人说政府应该和人民多协商。另一些人说干部太官僚主义。有一个人说中国不应该搞无产阶级专政而应该搞人民民主专政。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有各种不同版本。有些人觉得号召大家发言从一开始就是引蛇出洞的阴谋。也有人说开始是真心的征求意见，但党被批评的数量震惊了。无论如何，毛的反击是猛烈的。批评者被打成了”右派“，他们威胁了左派的革命。大学、智库和国有企业被要求挖出这些祸害。为了表明对此事的重视，党宣布百分之五的人要划为右派。如果这个机构的负责人找不到这么多右派，那么这个负责人自己就是右派。全国上下开始了一场彻底的扫荡，主要对象就是知识分子。

后来被称为反右运动的这次事件，开启了之后二十年的恐怖和混乱。至少有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也有数字说右派有一百八十万。对于一个六亿四千万人口的国家这个比例似乎不高，但中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是极少数。大学、高中、研究机构和政府官员是重灾区。成千上万人被送进了劳改营。剩下的人噤若寒蝉，为了避免同样的下场只能一切听党指挥。这也开启了一个口诛笔伐、告密盛行、唯唯诺诺、鹦鹉学舌的时代。


刘天佑坐在沙发上，这是一间简陋的水泥墙壁单元房，墙上挂着书法----这意味着主人是一位谦逊的读书人。为接受采访，他穿着一件西式的蓝色T恤。他已经七十二岁，头发染过并且梳得一丝不苟。艾晓明教授来采访关于他父亲的故事，他为此做好了准备。

“我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是老大，那时候刚满十二岁。有一天晚上，父亲在和母亲说话，我被吵醒了，我还能记得他说的话。”

他眯起了眼睛，带着眼泪拼命眨眼，试图控制自己：这个故事得好好讲完。他强迫自己睁开眼睛，抬头并前后晃动脑袋，调整自己的声音。之后艾晓明编辑这段影片时，插入了一段河西走廊的风景。起伏的山峦、沙漠、灌木丛，用此替换了刘天佑说这一段话时的表情和动作。

“父亲说，‘现在也没法跑了。我会被抓走。我被抓走后，找你弟弟，让他帮忙一起带孩子。要是我能回来，我们还会相见。’”

“我太小了，不懂他在说什么。”

艾晓明把镜头切换到张西华，她出生于1950年。她一头短发，皮肤被河西走廊明亮强烈的阳光晒得黝黑。她为了采访穿了一身粉灰的衣服，还戴了一条珍珠项链。和其他人一样，她住在一个老旧的单元房里，有大大的银灰色暖气片。艾晓明并没有说明，但按我们理解，对受害者家庭没有任何赔偿。张西华诉说了她父亲离开她们去夹边沟的故事。

“我能记得他离开家的那一天。我大概八九岁吧。我正在外面玩。”

她开始流泪，但又强笑着，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她不停摇头试图控制自己的情绪。不要失态，不要当着摄像机。历史终将记住我们。也该轮到我们了。一定有人会在将来的某一天看到这段影片，并理解在她父亲身上发生了什么。她在沙发上来回摇晃，仿佛契合着她家庭苦难的节拍。

“爸爸走出门的时候，有个男人跟着他。我记得特别清楚。爸爸拎着一个行李箱。他看到我和邻居的小朋友在一起玩，就走过来把我抱起来，抱得紧紧的，一句话都没说就离开了。”

夹边沟非常不起眼，也非常触目惊心。清一色的木制营房，用来关押囚犯、作厨房、当劳改营指挥部。因为坐落在戈壁滩上，它不需要建围墙----没有交通工具你压根走不出去。有人试过，大部分都死了；尸体也被狼群啃得七零八碎。也有人走了一两天后又回来了，恳求宽大处理。还有一个更偏远的卫星营地，那里的囚犯每天干一些毫无成果的工程，比如在干瘪的河流之间开挖运河。那里的人都住在山洞里或者就在沙土上刨一个浅坑，晚上就用灌木树枝遮挡取暖。只有最年轻强壮的人幸存下来。

囚犯多数都是本地的官员，几周前他们还主管着这一片中国的偏远角落，也有部分来自外地，最远的来自上海。夹边沟的官员如此之多，一名县长来这里以后开玩笑说，“这是一个市县乡各级干部的会议，召集之前不曾通知罢了。“----当然他们必须出席会议。党正在自我毁灭，也把中国社会带向深渊。

把敢言的官员清理得一干二净，所以当毛在1958年发动大跃进时，后果就益发灾难性了。这场运动起始于1957年末毛出访莫斯科，出席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的盛典。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因为攻击斯大林已经惹恼了毛。斯大林被毛视为共产党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不应该被推下神坛----尤其是因为这让毛的地位也变得不稳：甚至伟大的斯大林都会被清算，那毛更不在话下。更糟的是，苏联刚刚发射了全世界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让毛的成就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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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回到北京后，急于确立中国在全世界共产主义国家中的领导地位。1958年元旦，共产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全面出击”，取得“更大胜利”----这口号意味着放弃稳妥的经济发展策略，采取更激进的政策取得更快的增长。

毛召集了一连串的会议来推动他的计划，这也改变了共产党的政治生态。他好几次大发脾气，指责反对“大跃进”的领导人是反革命----也就是反对毛和这个国家。和他之前的领导方式如出一辙的是，只要他决定了，就没人可以制止他。

让反对者们都闭嘴后，毛开始要求公社提高产量--这些公社在几年前的暴力土改运动中把分给农民的土地收归集体所有。甚至所有的农具比如耕犁和锄头也属于公社。社员都到食堂吃饭，共用所有的农具、牲畜、庄稼，分配多少食物由国家规定。第一个实行的公社在河南省，被恰如其分的命名为斯普特尼克公社。

地方领导收到指示，要求支持那些离奇增加农作物产量的新办法，比如密植。如此才能有放卫星一样的收成----谷物的产量如同天文数字一般，远远超出了历史上任何记录。

这样做当然会导致一堆错误夸大的统计数字，本来也没有其它害处。但如果国家按照这个数字向农民征粮那就太糟了。他们必须交给国家那些并没有产出的粮食。种子和口粮被收缴、粮仓也被搜刮一空。农民没有吃的，也没有种子可以再播种。

与此相伴的是同样荒唐的增加钢产量的方案，就是搞土高炉----简易的烧木材的泥窑试图把铁炼成钢。明知无法生产出真正的钢材，地方领导们照样命令农民把铁制农具都丢进了熔炉，仅仅是为了达到毛提出的全国性的目标数字。

结果就是：农民没有口粮、没有种子，也没有农具。

饥荒无可避免的来到。1959年，对于这一系列事件谁来负责，毛在关键的庐山会议上遭到了问责和挑战，他肃清了对手。被会议的恐怖气氛笼罩的地方官员们，变本加厉的推进毛的错误政策。高达四千五百万人在这场被历史学家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恶劣的饥荒中丧生。（注5）全国各地大量的村落就此空无一人，幸存者告诉艾晓明，夹边沟这样的劳改营情形更为残酷。

“我们的食物配额被减到一天四两。厨子和教导员们先吃，我们就剩下三两。只能做成糊糊。早晚各一顿，怎么活呀？”

“有人出主意吃麦秸秆。把秸秆切碎，在锅里炒熟，再碾成粉。最后把秸秆粉倒在煮好的粥里。我们说这没法吃，但教导员坚持这么干，还说这当然可以吃。‘牛马可以吃草。也可以干重活，套犁拉车都行。吃秸秆就是发明创造。’”

“我们每个人都严重便秘。没办法，只能互相帮助，用树枝把屎掏出来。只有这个办法。有时会出很多血。地上一个血泊。就是这么惨。”

“很多人因为便秘死了。”

“人们接连死去。没完没了。仿佛大家抢着要下地狱。”

食品邮包通常决定了生和死的命运差别。斯计财（音译）是在劳改营办公室工作的囚犯----这份工作让他活了下来----他负责处理来往邮局的信件包裹。他如此回忆1959年2月的春节。

“他们边吃边哭，他们都朝东面跪着。我不懂，为啥都哭着向东跪？后来我明白了，他们大部分来自兰州，”那是甘肃的省会。“他们是给亲人们下跪。你啥也做不了，只能听着他们哭。”

“他们碗里放着一点食物。我就问那是啥。我能闻到味。事实上闻着还挺香。我就问：‘你吃的这是啥？’他们不告诉我，所以我就去瞅一下子。都是黑和红的碎片。黑的是腰子。他们会说：‘你要来一口么？‘我又问这是什么。他们让我尝尝。我吃了一点。味道确实不错。他们叫我不要告诉别人自己也吃了。这是被抛在荒野的尸体。没别的法子。也没法埋葬。冬天的土太硬了。大概有两百具尸体就直接抛在沟渠里。成群的野狗和狼群来啃食。尸体层层叠叠。囚犯也来了。他们想从尸体上割点肉，但肉都被啃完了。只搞到一点内脏。那就是我看到的红色的。那是肺。”

“夹边沟的教导员一个都没死。他们的家属死了么？他们的家属从镇上到劳改营来，因为镇上在饿死人，到劳改营能吃的好点。他们吃的是谁的粮食？我们的！”

“你看看现在的孩子。他们觉得你说的不对就会顶嘴。过去人们会这样么？不可能。雷霆雨露，都是党的恩德。你怎么能分出好人和坏人呢？党告诉你这些都是坏人。然后你就把他们当坏人对待。你现在可以对他们提出质疑，因为你占据了道德高地。我也可以提出这些质疑：‘你就没一点人性么？你怎么不站出来反对呢？’那时候的人们压根想不到这些。你还能怎样呢？你还能去责怪这些个人么？”

党从未纠正反右运动、大饥荒或者夹边沟发生的事件。幸存者从劳改营释放后，继续戴着右派的帽子生活了十五年，直到1978年党宣布对这些案件重新审查。这意味着他们职业生涯中的大半时间都在从事卑贱的体力劳动，还在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再次迫害。作为补偿，大部分幸存者收到补发的五百元人民币（注6），也就是不到一百美元。

部分原因在于反右运动的总指挥是邓小平，他成为了毛的继承人。许多回忆录被封禁，相关讨论也被严格禁止。和文革对比，更多人声讨了文革，党也承认了错误----也许因为邓小平和他的家人也受到文革的迫害，或者是因为文革的规模要大得多，更难掩盖。还有一点，对党来说，承认毛犯下了一次严重的错误，也就是文革，要比承认他曾经制定过一系列灾难性的政策要容易太多。

在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这样的沉默被打破了。2000年，出生在河西走廊的作家杨显惠（注7），发表了对夹边沟幸存犯人的系列采访，为了避免审查，他声称这是短篇故事。杨显惠1946年出生，劳改营设立时年仅12岁，之后他在乡间劳作时与幸存者们相识。他因此得知他中学的校长，1958年神秘消失后，已经死在劳改营里。他总计进行了一百多次采访，以小说的名义发行了两本书。正如杨显惠自己在一本书中的解释：

“作为一个作家，我把调查得到的故事不加掩饰如实呈现，是为了打开被尘封四十年的一页历史，是为了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审视我们前辈的历史意味着同样审视我们自己。”（注8）

杨显惠的作品和之前关于毛时代的描述对比，是逆转和背离。八十年代还处在文革的余波之中，党的忠粉、文革的受害者们创作了平淡无奇波澜不惊的小说来掩盖艰辛的日常生活。许多小说的结尾都是充满希望的政治和社交关系的重生。早在1986年，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就抨击这种“伤痕文学”就是对过往历史的虚假叙事。

对比而言，杨显惠已经偏离了党规定的和解路线，他的系列采访完全是“非官方口径”。他的作品揭露如此彻底，因此激发了至今仍在喷涌的各种情感抒发。2004年，导演王兵购买了杨显惠作品的电影版权，并花了近十年采访幸存者。2010年，他发表了同名影片《夹边沟》，叙述一个来自上海的女人千里迢迢奔赴夹边沟寻找丈夫的故事。她发现丈夫早已死去，大部分尸体也被囚犯同伴们吃掉。王兵2018年制作的纪录片《死灵魂》，是对幸存者进行的长达八小时的采访录像。另外，很多幸存者也用自己的名字发表文章，用电脑写下自己的历史并通过邮件分享，或者到海外出版发行。

这些非官方作品很少纠缠于精英权谋，而是聚焦在个体的堕落。他们不会把受难者英雄化----在他们求生的时刻，也会用诡计和阴谋对付其它难友。对杨显惠和其他人来说，这一点尤其相关，因为正是同样的一群人，他们曾经拥护这个政权，直到自己被党清洗。合理的推断是，如果有机会，他们也会清洗别人。

许多曾经的狱友都认识到了一党专政的固有问题。即便他们自己就曾是党的忠诚分子，亲身经历残酷专政也让他们反省和反思。有些人试图遗忘过去。但很多人成为深刻的批评家，用他们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削弱国家抹去记忆的努力。

艾晓明努力对准当下的风格在幸存者张岁清（音译）的故事中最明显。在影片的第五部分，他刚抵达兰州，决定立一块墓碑。他开始联络老朋友和其他人，一个一个问他们愿不愿意参加这次的小型抗议。他打电话的每个人都这样答复：不方便说话。有时候电话那头的亲友直接插话，说这人病了。艾晓明拍摄了这个过程。她把镜头推的非常靠近贴在张岁清耳朵上的电话机。

“你们那时候有几个人？”张问道。

“七个。”

“活下来几个？”

“两个。”

张岁清穿着驼毛外套，正装衬衫和夹克，头发剪得很整齐，精心梳理了分头。好像一个正在谈生意的老企业家。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要是我们不受欢迎我们不会再打扰你。我挂了，再见。”

接着又打了更多的电话。艾晓明把摄像机换个角度指向黄河，春天从青藏高原融化的雪水让水位很高。柳树飘摇，像半透明的绿色凉棚笼罩在宁静的河水上。过去似乎已经过去。接着一个叫浦毅业（音译）的男人说了最近的一段经历。

“我退休前碰到了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人。他问我怎么才能去夹边沟。我问他从哪里过来，他说从徐州来。我问他找谁，他说他在找父亲。我问他谁是你父亲。他说父亲的名字是杨万华（音译）。我认识这个人。他曾经在传染病防治站工作。他是个医生。他死在了高台（夹边沟的卫星营地）。我又仔细端详了这个年轻人。他长得很像他父亲----就像是复刻的。”

“我说‘别去了，你找不到他的。’”

“他说‘我必须得去。我母亲叫我来的。她每一天都在哭，从早哭到晚，想我父亲。’”

浦毅业把年轻人打发走了，那里没有什么能给伤心的寡妇带来安慰。这样的故事太普遍了。早在反右运动开始的时候，许多妻子都试图自杀。还有妻子绝望地寻找丈夫的遗体，想按照传统习俗带回家乡埋葬。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很多配偶都千里迢迢到河西走廊试图寻找妻子或丈夫的踪迹。对许多妻子来说，哀伤永不会结束。

其中一位妻子叫俞丽英（音译）。她曾挖掘了好几个坟地，最后认出自己丈夫的遗骨，是凭借牙齿、比普通人长一点的中脚趾和被沙漠保存下来的夹克衫。俞丽英和另一位亲属用衣服裹好骨骸，放进一个包里，偷偷搭火车回家。她十分紧张，两天没吃没喝，直到返回河西走廊东部的城市天水。怕在大站被检查行李，她多坐了一站在一个村庄小站下车，然后翻山越岭步行返乡，最后搭到一辆过路的卡车。“这就是他终于回到家乡安息的故事。”她这么告诉艾晓明。

六十年代早期，营地的官员试图掩盖非正常死亡。他们用红漆把死者的名字刷在石头上，然后把石头放进沙漠，假装这是个寻常的墓地。有囚犯死亡，这就是他们的坟墓，这不是挺正常么？风沙把红漆都打磨光了，墓碑接着也消失了。风沙继续肆虐，把埋藏的尸体都暴露出来，这样就曝光了大量的死亡人数。1970年起，酒泉市在这个区域建立了农场，主要是养羊来吃掉灌木丛。有个志愿者说他进去沙漠看过，到处都是骨骸。

后来艾晓明发现，兰州医学院派了几辆大卡车，带着上百名当地民兵去挖掘坟墓并用箱子装走了尸骨。尸骸用绳子捆扎成一堆。有些尸骸已经木乃伊化，保留着头发和皮肤。有些附近的村民也趁火打劫，偷金牙。其它地方也有放羊娃拿着骸骨玩闹的。

在艾晓明的影片中，她步行穿过这块沙地，拍到露出沙土的颅骨、股骨和肩胛骨。大多数骸骨并不完整，只剩下这些大块骨头，被漂白的骨殖在河西走廊的烈日下闪闪发亮。艾晓明拍的很慢，徘徊在这些尸骨之间。

张岁清的计划是号召大家打造一块墓碑，让家人亲属可以在这里悼念死者。2013年他几乎做成了这事；当地政府批准了他的计划，同意他建一座环形小石墙，围绕中间一块方尖碑。建筑完工了，一块黑色的墓碑竖立在沙漠中：

       罹难者遗骸墓碑（衣冠冢）

背面，用黑色刻着：

    来自兰州的五十七名受难者
     夹边沟幸存者、友人、亲属 谨立

当地政府马上就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习近平发布了声明，不允许否定毛时代。（注9）这个声明的含义清晰明了----几年后回头再看，这就是习对地下历史运动的第一次出击。突然之间，悼念就变成了敏感词。张岁清和这些亲友的出发点也许是真诚的，但墓碑的象征意义----纪念成千上万被党迫害致死的无辜人民----实在太强大了。没过几天，整个建筑就被拆除了。张岁清抢救下的石碑的一角写着“立”字。他做的一切都遵纪守法，但他的作品被毁了。

艾晓明的观点很明确：（注10）文革中“打砸抢”那一套，她和她的家人亲身经历了，但文革并不唯一，也并未结束；党就是用这一套常规武器来对付有不同意见的人士----尤其当他们竟敢触碰共产党的历史。

一位长者李景航（音译）概括了许多幸存者的感受。他们并非要和党作对，但党从未接受他们弄清是非曲直的愿望。他是天水中学和师范学院十一名教师中唯一的幸存者。他在艾晓明的纪录片里是个很特别的人物，他经常侧躺在床上，像一尊盘坐的菩萨，他的眼睛紧闭，似乎在沉思。另一段影像中他坐在椅子上侃侃而谈。

“现在墓碑被砸了，也就意味着没有夹边沟这回事。换句话说，遗忘过去。人类不再需要保存历史。如果这样，那你就得问问什么定义了人性？做人意味着什么？”

在影片拍摄过程中，艾晓明的主要助手是张岁清，（注11）那个建起了墓碑的人，那个一直试图纪念死者的人。当2017年影片在香港首映时，张先生已经癌症晚期。医生推荐的化疗需要六万元人民币，大约一万美元。他和妻子无力支付，只能购买一些无济于事的廉价药物。当张岁清在兰州奄奄一息的时候，艾晓明正在武汉家中观看首映的视频。几年来，她一直受到政府的限制，无法去香港旅行。朋友们帮她设置了一条连线，可以实时观看首映式，外界可以看到她的作品让她感到欣慰。通过电话和短信，她把观众们的反馈传达给张岁清。之后，她还给他寄了一幅书法作品。那是一首诗，苏东坡的《定风波》，苏东坡就是那位在赤壁傲视帝王的诗人。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她没写最后两句，那是每个上学的孩子都读过的诗句，那样就略嫌鲁莽。其实，这句没写出来的，才是真正让人获得平静的消息：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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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面壁（注13）

近千年来，位于河西走廊末端的敦煌，一直是各种世界文化的融和之地。中国、西方、印度和中东的各种文化在此交汇，形成璀璨夺目的艺术形态。这个城市本身就反映出艺术冲突：位于北部蒙古群山的脚下，南面青藏高原的边缘，西面还有著名的鸣沙山。从地图上看，沙漠绵延仿佛是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延申。似乎疾风正在试图把沙漠吹进河西走廊，却被敦煌神奇的挡住了。如同潮汐一般起伏攀升，敦煌就像一个标记，中华文明在此驻足，再往西就是异域了----虽然事实上，那些地区和现在一样，仍旧在中国的控制下。

莫高窟位于敦煌十英里以南，在长不到一英里的峡谷中。从五世纪到十四世纪，虔诚的商人、贵族和旅行者们在断崖上陆续开凿----在世界最大的宗教之一佛教精神的感召下，各个民族和各种文明共同努力的成果。今天这里有近五百个洞窟，大量的艺术作品：五万平方英尺的壁画和两千四百多座彩塑雕像。有一个洞窟曾经发现一千卷绘画和五万个经卷，有中文、藏文、梵文和多种中东语言构成。大约六百年前，战乱终结了丝绸之路，洞窟也大多被废弃，一部分被封存，另一些被沙砾和碎石掩埋。

上世纪初，莫高窟被重新发现，许多艺术品被卖给外国探险家和学者。这也引起了巴黎一个艺术留学生常书鸿的注意。他在法国的报纸上读到了这个发现，也困惑于为何中国人自己不去研究这些洞窟。他1944年归国后，说服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创办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在1949年国民党输掉内战后，常书鸿留下来继续他的敦煌研究工作，直到去世。

1962年，另一位艺术生到敦煌来找工作。他的名字是高尔泰，他试图在一个集权国家寻找一处避难所，正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所写：“这是个公社和士兵组成的国家。“为了尽量远离毛时代的政权，他想到了敦煌，他希望”在魏晋、隋唐的经卷中找到自己的避难所，就像席勒为了逃离同时代黑暗政治现实下的德国而流亡到黄金时代的希腊罗马。“

高尔泰也是夹边沟劳改营的一位幸存者。在被关押期间，他被拖出来画毛泽东的画像。因为这些任务他才有了足够的食物，从而在劳改营的食品匮乏中活了下来。被释放后他来到酒泉，发现自己无处可去。他听说过敦煌，就给常书鸿写信求职。等不及收到回信，他就出发了。他冒险跳上运煤的火车，在旷野中过夜，依靠一路乞讨来到敦煌。

高尔泰到达的莫高窟不复几个世纪前的辉煌，也不像现在一样是个旅游胜地。一堆低矮的土坯房，灰尘弥漫，街上到处是牛马的粪便。他向南穿过墓碑林立的田野来到青藏高原的山脚下。这里的平原伸向一个山谷，里面古树参天，有小溪流淌。两边悬崖峭壁点缀着各个洞穴。

高尔泰找到了常书鸿和他团队里的大约四十名学者，每个人都住在原始的农舍中，面面相觑----一群不知所云只知内斗的考古学家、艺术史学家、官僚、共产党干部。他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共产党打算摧毁的过去。他们的时间大多花在互相斗争上，这样才能在毛时代变幻莫测的政治风暴中幸存。

常书鸿对高尔泰很热情，马上就同意他加入这个团队。他让高尔泰去探查洞穴，并在脑子里先清点起来。高尔泰很快就意识到，他应该远离这个机构。当然这里比劳改营要好一点，但这里也是整个国家混乱现状的缩影：互相揭发批斗，羞辱，精神折磨。

高尔泰见到了一些因为过去十年斗争而精神崩溃的人。一名妇女在所里走来走去，一个胳膊挎着一篮子书，另一个胳膊拖着一根大大的枯树枝，边走边嘀咕，这树死了，死了，死了。另一个研究人员每天都要迟到五分钟，然后向人们强调他仅仅迟到了五分钟。他不停嘟哝着，就五分钟，就五分钟，这有啥呢，有啥呢？就五分钟，就五分钟。

慢慢的高尔泰开始接手工作。按照记录，洞穴开凿始于公元366年，那么1966年就是一千三百周年纪念日。团队领导决定建造一个新洞窟，里面是毛的塑像，就放在通常放佛像的正中位置。墙壁装饰成和其它洞窟一样的风格。西墙，也就是在毛的塑像后面，是共产党史“在绝壁和洪流中昂首向前”。南墙描绘共产党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名字是“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北墙则是政权的丰功伟绩，标题“神州六亿，万古流芳”；天花板上象征着共产主义天堂--“沐浴在晨光中的芙蓉花田”。

高尔泰干劲十足，1965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给这些未来的壁画打底稿。但很快权力就转移了。毛泽东在1966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向他认为僵化的政治体系发起了斗争。这意味着当权派例如常书鸿----尤其是他这种替国民党政府工作过的----必须被打倒。常书鸿和他妻子因为缺乏革命热情受到抨击。更糟的是，他被指控按照才能和专业素养来提拔学者，而不是看谁对党更忠诚。很快，所有领导层和专家都遭到了所里其他人的批判。高尔泰回忆到：

一夜之间，那些温文尔雅的人们就变成了疯狂的野兽，欢呼雀跃，用他们最大的声音唱歌，泪流满面，捶胸顿足，半夜起来高呼”万岁“，或者敲锣打鼓传播”伟人“的思想语录。在整个莫高窟地区，只剩下菩萨像和佛像还保持着宝相尊严。

许多职工都被毒打；常书鸿被打的下不了地。另一些人被指派劳动：洗厕所，挖地沟，挑水，单调重复的劳动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批斗会“，也就是他们因为不够革命而被批斗的会议。

高尔泰被指控为常书鸿的门徒。从1966年到1972年离开敦煌，高尔泰大部分时间的工作就是把沙土扫出洞穴。没有人来监督他的进度，所以他年复一年在看壁画。

几年时间里，高尔泰像一个研究者一样学习壁画：在其中搜寻有关中世纪中国生活的信息。他发现了关于“耕作、养蚕、织布、造房、打猎”的描述----“从婚嫁、丧葬、乞讨、屠夫到武术”。

研究院的人们陷入苦不堪言斗争的时候，高尔泰徜徉在悬崖之间，欣赏各种绘画。他领悟了生活的偶然性。共产党许诺的是确定性：在党的表述中，历史按照一定的规律和轨道在运行，党的胜利是必然的。但洞穴让高尔泰明悟，没有什么是确定的。没有事物可以永恒不变。他学会了逃离共产党的暴政，并且认识到，这样的暴政也终将成为过去。

我在这壁画的森林中上下求索。我就像是在做梦。我想到，透过历史的喧嚣，这么多偶然事件在如此的时间跨度上凑在一起，才能成就这些艺术作品的创作，这得有多难。我又想，更难的是这些作品要历经无情时光的洗礼，经过一千年风沙的磨砺，还有各种军队的破坏。我还想到了世界的偶然性，我的家庭成员要么死了，要么被流放，而我绝处逢生，现在可以和这些作品面对面；我真是太幸运了。我感谢造物的安排。

如今，敦煌是热门的旅游景点。进入洞穴有严格的时间限定。那些原来学者们居住的原始农舍区已改建为博物馆。那个被批斗折磨的高尔泰的领导常书鸿，现在是被纪念的爱国者，因为他把敦煌研究从外国人手里夺回来了，他们曾经带走了大部分经卷并把持了这些文本的研究。

1978年，也就是毛泽东死后两年，高尔泰被平反了。1986年，他被全国科学委员会认定为对中国历史有“杰出贡献”。但1989年，他因为支持天安门的示威再次被关押。1990年释放后，他逃离了中国，在内华达州定居，过上了流亡生活，并写了回忆录《寻找家园》。删节本之后在中国和台湾都发行了。

2000年开始，高尔泰的回忆录在网络上流传（注14），大部分删节的内容都恢复了。他对敦煌六七十年代的描绘和官方媒体的版本大不相同，官媒把敦煌说成中国灿烂文化的体现，共产党珍视并保护这些艺术。和成百上千其它记录过去几十年共产党统治的回忆录一样，他的故事是对党一连串暴行的私人记录，让如今的人们有可能去把握历史的脉络。

和其它夹边沟的写作相比，高尔泰的重点是个人的思考和感受。他基本忽略了身体的屈辱，这么做并不是要遗忘，而是要超越他自身的经验，就像他所写的：

写《寻找家园》这本书（注15）就像在墙上打一个孔。这一次，它是一堵从混沌中筑起的墙，一种历史中的原始自然。透过这个孔，我就能看到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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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牺牲



江雪还记得自己家乡消失前的模样。（注1）在她成长的七十年代，天水是个小城市，有农庄、有山峦、有田野，是河西走廊东部中华文明的坚实前哨。她家住在城边一个商铺里，房子是祖父在三十年代建造的。房子外面是现代风格的砖墙，但窗户是传统的木格窗，屋顶用的是耐火砖----新旧混杂，正如二十世纪上半叶转型中的中国。

她的童年时代已经是共产党执政几十年后，但过去的影子仍然笼罩。江雪的母亲结婚时几乎不识字，但她很用功，丈夫教她也非常有耐心。江雪记得她小时候，每个晚上父母会一起读《红楼梦》，她父亲会详细解释那些丰富的词汇和文化象征。

江雪也要上课。父亲让她每天去房子后面的田野中漫步，并背诵《笠翁对韵》，这是本对句构成的书籍，教导孩子们中文写作的规范。换个角度看，这是死记硬背，但这也的确在年轻一代的心里散播了中国文化的词语、短句和基本概念。她到处乱走直到黄昏，附近的农户炊烟袅袅，提醒她自己家也到了晚饭时分。她就蹦跳着回家，还哼着书中开始的句子，反复使用动词“对”：

  天对地，
   雨对风。
   大陆对长空。
   山花对海树，
   赤日对苍穹。

按今天的标准，江雪小时候的天水很穷。 到处是泥泞的道路、户外的茅厕、敞开的沟渠。大多数人只有几件衣服，很少有机会吃肉，只有少数幸运儿拥有自行车和钢笔。但那是个风景如画的小城，到处是砖木结构的房屋，还有美丽的渭河流过。

地名往往能反映出这个地方的起源。天水的中心城区是秦州区，用古代秦王朝的名字命名，秦朝2300年前在邻近的地区建国，并统一了中国。中国的英文China也借用了“秦”字的发音。另一个城区用当地麦积山石窟来命名，那是中国著名的佛教艺术中心，可以和敦煌媲美。

五十年代，日本战犯被强制劳动，在此建设耽误已久的铁路。新政府还铺设新路，兴建学校，营建工厂。但本质上这还是一座农业小城镇，坐落在蓝色苍穹和奔腾的河流之间。这两者并列就是城市的名字：天水----天空和河水。

后来的江雪把这段时期看作从死星发射的最后一束光线。在她三十多岁的时候，她回到家乡，发现一切都不复存在。高铁轨道从城市上空穿过，如同一幅未来世界的景象，但轨道下面的一切都毁了：密集的水泥桥墩插入被废弃的房屋、乱石、各种杂乱的垃圾堆，孩子们在肮脏的水坑里嬉戏，老树被砍的精光，自来水太脏必须煮沸才能饮用。她脑子常常浮现的词语就是羞辱----曾经引以为豪的变得一无是处。甚至她祖父的房子也很难找到了。房子还没倒，只是逼仄在大片丑陋的水泥结构的旧房中，成为古怪而尴尬的存在，仿佛在提示那条未曾被选择的道路。

就在那个时候，天水的沦落让人难以忘怀。但江雪知道，这个城市的死亡其实始于半个世纪之前。那是个动荡的时代，可怕的错误让中国永远飘零。对于她的家庭来说，那是一个无法作出的选择。1960年，她祖父必须牺牲家庭的一员：他得从六个孩子中挑一个牺牲者，以保全其他孩子的性命。

天水位于夹边沟劳改营东面，在中国最独特的地理景观黄土高原的边缘地带。这个巨大的高原由风蚀的沙石状泥土构成，面积和阿富汗差不多大。由于地块容易裂缝，整体的地形参差不齐。几百年来，流水侵蚀了土地，形成深沟，有些高耸的山丘形成奇特的小高原，只有足球场那么大。经过千百年人类的居住，土地大半荒芜，覆盖着梯田和灌木。这里的居民为了应对特殊的地理环境，在山上挖出洞穴居住，窑洞可以有几个房间那么深，房顶用横梁和立柱支撑。窑洞外面有时搭建木制的阳光房，但总体上这样的房屋大幅度减少了木材的需求。

这个特点吸引了更多虔诚的佛教徒在天水建造石窟，因此形成了麦积山石窟群。七千多尊佛像和一千多平米的壁画分布在近两百个洞窟中，整座山形似巨大的麦垛。几百年来，许多当地人成为业余学者，著书描绘这些洞窟、佛像起源，不同的艺术风格。江雪的父亲张佑轩（音译）就是其中之一，他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支撑千年中华文明的哲学和信仰，虽然这个文明的传承在他青年时期被中断了。

江雪的父亲为她祖父的决定而困惑。他强迫自己幼年辍学。直到1966年文革前夕，才继续学业，然而文革开始后，学校又被关闭了。这就导致他小学毕业后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那个年代，生存是第一位的。

共产党执政早期，张家把对中华文化的喜爱隐藏了起来。江雪的叔公是本地知名的书法家，他教江雪父亲临习书帖，还给他讲述他手抄的名著。但1949年以后，这些被雪藏起来，再也不讨论了。有趣的是，在文革中，正是这些知识给父亲找到了生路。1969年，当地革委会给了他一份工作。正常年代，政府机构会组织书法课、美术课、武术课等其它丰富人们业余生活的内容。

在文革时代，这就成为毛主义的宣传中心。张先生被找去因为他很会画画，这是叔公教给他的手艺。他的工作就是画巨幅的毛主席肖像，三到四尺见方，城里每个路口和政府建筑上都要悬挂。张先生很擅长画这个，很快他的作品就供不应求。事实上，天水的每个单位----工厂、部委、办公室、研究院、工作室、窑洞、采石场----都需要毛主席像，而且他们点名要他画的。

两年后，天水的官员们敲锣打鼓反对前苏联，因为本来的共产主义联盟破裂，爆发了边境战争。他们挂起大幅标语“打倒新沙皇！”反对莫斯科的新领导人，并决定利用麦积山石窟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他们委派张先生去洞窟制作大量的标语牌来抨击苏联。

那时的洞窟对公众是不开放的----具有宗教意味的壁画会污染人们的思想，这样风险很大。但每隔一段时间，就有省里或中央来的领导去麦积山石窟参观。佛教艺术代表的一切都是共产党试图推翻的，但同时也是天水的王牌。官员们来石窟游玩，也赞叹藏在张先生标语牌后面的佛教艺术品如何精美。这样的风景应该被铭刻，不是和苏东坡的著名词句，也不是和佛教的经卷真言，而是和那些被共产党放逐到乡间的大呼小叫的农民一起。

在完成那些标语工作后，张先生被要求留在石窟充当看守。他有了大量的时间广泛阅读并思考家族的苦难经历。文革最终结束后，张先生成了教师。他有过几次加入共产党的机会，那意味着提拔升职和更优渥的生活。他如此解释为何他没有：“因为我父亲的决定......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亲眼所见。”

他从来不是持异议者或活动人士。他带着失去亲人的创伤在生活。他始终低着头，但他并未放弃自己的信念。他学习、写石窟的故事，并抚育有独立思想的下一代。

张先生1973年结识了他的妻子，次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按照中国的习俗，女儿随父亲姓张，名字叫“文敏”，有意避开了这个时代的革命气息。那时的孩子名字通常是“卫东”，武术词语如“敬”，或“红”。女儿名字的第一个字，文，意味着语言、文化。第二个字，敏，意思是灵便、敏捷、聪明、伶俐。张文敏，今天看来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在彼时，这是张先生拒绝党的意识形态的某种方式。

当他女儿在数十年后成为写作者后，她做了一个更加出格的决定。她放弃了本名，转而使用自己的笔名江雪，字面意思就是江河和大雪。取自八世纪诗人柳宗元一首诗的最后两个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注2）

最后三个字寒江雪，意思是覆盖着大雪的寒冷的江河。代表温度的“寒”，是中国人民族“汉”的同音字。诗歌也暗喻了政府的失职----老人流离于冰雪的江河。江雪觉得，这首诗是关于一场孤绝的战斗，桀骜不驯，孤身于独舟之上，直面无法抗拒的重重劫难。她用这个名字，就会想起她的祖父，他所面对的压力，他在1960年冬夜做出的孤独决定。

张如林（音译）是个正直的人，他个子很高也很壮实，是公正不阿的汉子，甚至他的对手也愿意让他来裁判他们之间的纠纷。他的裁定是出于同情的心灵而不是仅仅依靠教条的法律。共产党掌权之前，天水有一所黄埔军校的分校，那是当时最顶尖的军事院校，由国民党的铁拳掌管。四十年代的某一天，有名军官到张如林的店铺求助。他说自己不适应军旅生涯，想要回家。他其实就是逃兵，被抓到就会死。张如林把他带回家藏了几天，给了些旅费和衣物，然后送他上路。中国已经战乱多年，没人应该因为怕死就被处死。

张如林一生都很贫困。在共产党上台前后，他购买了天水第一台压面机，并从省城西安运回来。他用机器制作面条、包子和馒头，还在隔壁开了家小饭店。他儿子还记得面条机工作的声音一直响到深夜。

接下来的日子开始变得艰难。共产党会打击这类人，因为他们是社区的中坚力量。他很穷所以开始还算相安无事。但到1958年，第一个公社建立了。因为受人尊敬，他当上了所在街道的公社领导。他尽职尽责，但很快意识到公社会夺取农民的土地----这些地大都是前几年共产党刚分给农民的。公社还有很多理念是违背传统文化的，比如吃公共食堂，充公所有私人财产，甚至私人劳动工具。

“所以他就不干了，”张先生如此评论父亲，“他干了两天，就辞职回家了。”

和所有现代化理想主义者一样，共产党人也对钢铁制造着迷，因为在毛的想象中，钢铁就意味着现代化。只要钢铁够多，中国就能和其它强国比肩。政府的技术官僚认为，建设钢铁工业需要时间，毛却坚持可以通过一夜之间的奇思妙想来实现。农民也可以造高炉，自家院子里就能炼钢。问题在于，农民本事再大，也只会造砖窑，根本达不到炼钢的温度。毛固执己见。

张如林的儿子不再去学校。学生都被叫去挖泥，并运回来修砌土高炉。炉子大多高三米左右，还经常坍塌。他每天把泥土拖回砖窑，大人们在那里把泥土堆成烟囱。这不光是浪费劳力的无用功，还酿成了经济灾难。农民们不再种地。因为小高炉炼不出钢铁，他们被迫交出家中的金属制品，官员们可以声称这就是生产的钢铁。

“官员们到街上的每家每户没收家里的铁锅、刀具、铁锹、门锁，甚至连存钱罐的锁头也不放过。”张先生回忆到。这些铜铁制品被融化成铁疙瘩，用来充当炼成的“钢铁”。更糟的是，农民种地的农具也被抢走了。

1959年下半年，饥荒如期而至。农民被告知今年大丰收的产量是往年的好几倍。按照想象出来高产数字征收的公粮是天文数字。当地官员们为了按额度征收，不惜抢夺农民的口粮，甚至来年的种子。

在中国的很多农村，春季意味着饥饿，冬季的存粮都吃完了，春播的收获还在地里。可这次不同，下一轮收割遥遥无期，他们没有农具。更要命的，他们没有了种子。很快人们不得不到处挖野菜充饥，吃完了野菜，就只剩植物根茎，比如树根，最后只能吃土，“观音土”----用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来命名。尸体堆积无人掩埋：开始是老人，然后是病人和婴儿，最后强壮的劳力也倒下了。

城里变得很安静。没人出门闲逛。许多人为节省体力都躺在床上。有体力的人比如江雪的祖父，还要继续工作。张如林那时49岁，和公社里其他人一起被集中起来，在郊区修建水利工程。

只有公社的食堂有食物。开始时，食堂供应充足，人们觉得共产主义生活真不错----不管活干多干少，人人都能敞开肚皮吃个饱。现在的食堂也快没饭吃了，家里也啥吃的都没有，甚至连厨具也没了。

每天在工地上干完活，江雪的祖父就去食堂领取全家的定额口粮。那是个玉米馍馍，大约六寸见方。家里有六张等着填饱的嘴。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他掂量如何分配这个馍馍。孩子要比大人少吃一点，尤其是张先生，还要外出劳作。怎么能按需分配呢？他向来以公正自居，怎么分才公平？什么是公正？

张先生过去裁判过很多案件，但这次的情况不可能有公平的妥协。吃人肉在天水已很猖獗，但张先生想都不敢想。他家庭的命运就靠每天这一个馍馍来维持。他的结论是：起码有一个人要饿死。理性思考，他们必须作出牺牲一个人的决定，剩下的人来分享食物，这样大家才可以有机会活下去。他怎么跟这个人说呢？家里的其他人又如何能接受这样的宣告----我们的骨肉至亲要被牺牲？得有个办法让家里的每个人都接受。

江雪讲述了这个故事，从她小时候起，她父亲每到过年都要给她讲一遍的故事。

“祖父是个公正的人。每天他用刀把馍馍切成六份，每人一份，大小一模一样。他用秤来称量每块馍馍。我最小的姑姑，她当时才一岁，也能吃到和祖父同样大小的一块馍馍。显然祖父需要更多食物，他是家里仅剩的劳动力。大家都活了下来，可是祖父饿死了。他为了我们牺牲了自己的生命。”（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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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和父亲坐在祖父家二楼的书房里，这里有一个祭奠祖父的佛龛，也祭奠那时离去的亲人。它边上是遒劲曲折的树干做成的盆景装饰。再过去的长几堆满了书本、笔洗、卷轴和其它中国学者必须的书房用品。墙上挂着叔祖手书的楹联和中堂。一层不易察觉的黄土风化了这幅静谧的画卷，仿佛时光凝结，又如一种丰富、深邃、阴影笼罩的生活，植根于永恒思想的生活，这种思想历经了几个世纪的动荡、战争和饥荒。

他们谈论着祖父的死亡。他在1960年四月死于便秘，肚子里满是树皮和观音土。他虚弱不堪的支撑了四天，拉不出一点屎。家人送他去医院，医生饿着肚子，也没有任何药物可用。他死得很痛苦。所有的树都被砍倒塞进高炉当燃料，妻子只能用婚床的床板钉一口简易的棺材。

饥荒结束后，因为父亲不在了，张先生也没有再上学。他是家中的长子，不能看着母亲一个人劳作来养家糊口。他下地劳动，虽然不如成年劳力挣得多，但也能帮助弟弟妹妹多点食物。

每到过年，江雪就会了解到这些家族的历史。通常家人们都回家团聚吃年夜饭。在张家开饭前，江雪的父亲会让祖父先吃到他的那一份。他和妻子会带着江雪和两个弟弟妹妹，穿上厚厚的冬装步行上山，山就在屋子后面，要走半小时山路就到一个小高地。那时候，墓葬被看成无用的奢侈品不值得提倡，因此墓地没有立墓碑。但她父亲即便在黑夜也能找到他牢记在心的位置。他用一张白色的卡片，上面黑体字写着他父亲的名字，放一杯茶，再放一碟食品。接着就开始烧纸钱。全家在冰冻的地面上磕三个头：跪下，手触地，头触地，站起来，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然后他开始讲故事，每次的头一句都是“那时候我们都很饿......”

江雪想到了死亡。乱坟堆。没有棺材收殓。“软埋”，就是把尸体用床单裹起来，浅浅的埋在墓地----没人有力气再做更多。她转头问父亲。

“土地里到处都有尸体，对不对？城外这些土地，到处都埋着尸体。”

“你写文章要谨慎。不要写这么多政治。”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担心我的？”

“你妈担心得更早。”

“你以前可不会担心我。”

“以前不会。就是这几年的事。我了解共产党的那一套。如果他们要惩罚你，要来找你，你无处可逃。”

“你读过我的文章么？”

“你就别写太多关于党的事情。”

“你让我不要涉及党是因为你担心我么。”

“你写的时候，不要发表太多的评论。”

“爸爸，你还记得1959年发生的事情么？”

“他们是小学生。他们都饿坏了。他们走投无路。有一天学校中午就放学了。一个叫唐岁秋的同学，他还只是一个小学生，大约12岁。他饿坏了。他爬上一个土山崖，用手指在上面写‘打倒毛泽东’和‘打倒共产党’。如果你在恰当的光线和角度去看，就能看到。”

“唐后来怎样了？”

“他们把这个地方所有人都叫去辨认笔迹。我半夜也被叫去抄一篇短文。他们没法弄清是谁干的。他们最后确定了三个嫌疑人。”

“唐是其中之一么？”

“不是。当他们打算逮捕其中一个人时，唐挺身而出承认是自己干的。”

“他们把他怎样了？”

“他被判了八到十年徒刑。”

“他才12岁，就要被关八到十年？这还有法律么？”

“当然，如果他们要治你的罪，他们总有法子。”

“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的呢？”

“他说过我们应该重写历史。”

“谁说过？”

“毛。他说我们必须重写历史。历史已经发生了。如果是小说，你当然可以重写。但如果是历史，你怎么可以重写？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会拒绝重写历史。”

1989年示威开始的时候，江雪欢欣鼓舞。她和高中的同学一起给北京汇款，地址就写“天安门广场学生”收。六月四号屠杀发生后，他们放上白花悼念死者。

她之后考上了西安的西北大学政法系，但法律让她觉得厌烦。大部分毕业的同学都成了检察官、法官或警官，她却发现了体系对班级同学的影响。

“他们有实习期，通常在乡镇警察局。还有同学去监狱实习的。他们回来讲的故事都是抽烟喝酒，或是在监狱里殴打犯人。我眼瞅着他们从可爱的男孩变成了那样。我明白了我不能加入那个体系。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但我明白了这一点。”

江雪一直都有点书卷气，人好看，梳着两条长长的辫子，戴眼镜，笑起来嘟嘟着嘴，举手投足很文静，一点不招人烦。她擅长写作，在九十年代的大学里她开始尝试写作，发现自己是个快手，她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使命。

就在那时候她决定成为一名记者。2000年后的十年是神奇的时代，记者的黄金时代。之前，中国的报纸按苏联模式运作。它们是纯粹的宣传机器，也不会假装以客观或全面的方式提供信息。每个省、市和本地政府都有自己的报纸，各部门和机关也有媒体：全国总工会有《工人日报》，中央政法委有《法制日报》，党有《人民日报》。九十年代早期，中国放宽了经济管制，一部分报纸也走向了市场。这并不意味着要把报纸私有化----它们依然由国家机构管理----但需要自负盈亏。突然之间，它们需要去吸引读者了。

她的第一份工作在《华商报》，西安的一张小报。1997年新领导上任后，十分关注社会和生活故事----事故、灾难、犯罪案件，包括各种丑闻和社会调查。

“你可以马不停蹄，一个现场接一个现场的跑，你可以进入别人的生活，他们告诉你自己在干什么。最开始，1998年，我那时很年轻，刚满24岁----这些对我太有吸引力了。”

文章既野蛮生长又新鲜热辣，以道德和准则为标准的新闻理念才刚刚兴起。有些细节可能调研得很粗糙，偶尔也能轰动一阵。慢慢的，全国知名的人物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展江教授开始讲课、写书，内容是国际记者的最佳实践。他翻译了美国最高新闻奖项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文集，并现场采访许多顶级记者。逐渐的，江雪和同事们越来越认真的对待自己的工作。这些工作仍然是零散的、漫无目的的，直到2003年，这一年被许多中国记者、作家和思想家认定是公共领域争论的转折之年。

年初，一个叫孙志刚的学生被抓进看守所殴打致死。他是城市移民，唯一让警察不满的只是他忘了随身携带身份证。警察殴打他，他受到致命的伤害。他的死亡被大量记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关注，导致涉事警察和官员被起诉，也让全社会重新思考如何合理对待新移民。此外，新一届总书记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开始执政。传染性疾病SARS爆发，让人们感受到新的气象----政府好几个月都否认这种病毒的严重性，一直到不可收拾才承认这是一次健康危机。突然之间，媒体仿佛可以有能力影响现实，即便中国仍然是个半封闭的系统。

这些事件互相叠加，让整个中国的人们都看到了希望----包括律师、艺术家、作家、活动人士和学者。像江雪一样的记者们有了更大的野心。她报道腐败、环境污染问题、强制拆迁。她的编辑偶尔会阻止她发表或帮她把调门降低，但能发表这么多已经足够让江雪产生影响力。对于许许多多记者来说，这份工作变成了一种召唤。

逐渐逐渐----也许不可避免的----党开始发力了。它重新控制了新闻空间，换上了更多听话的编辑。到2010年代早期，政府限制了调查记者可以涉及的主题范围，实质上结束了记者十字军东征的十年。江雪2013年离开了《华商报》，这是另一次转折点，只是这次是转向黑暗。曾经一度被视为独立媒体象征的《南方周末》，发表了每年一度给读者们的新年献词。多年来，新年献词都是呼唤改革的号角----并非直接挑战共产党的权威，而是针对当下紧迫社会问题的请愿。那一年的致辞要求宪法权利得到尊重，其实是在呼应政府的倡议，诉求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的司法体系。

在文章见报之前，主编把稿子撤掉了。这一下惹来了记者们的众怒。记者编辑们在社交媒体圈抗议，人群聚集在广州市中心报社总部门口。江雪也从远方呼应了。她此时是《中国产业新闻》编辑负责人，这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讲坛，她在那里批评各种社会问题和政府的失误。她在报纸上直接评论这次的反抗事件，尤其在记者的反抗被打压，领头的记者被开除后。几周后，她自己被点名批评了。她的主编下达了指示：报道必须围绕普通群众，突出他们的生活越过越好。她被调到了报纸的档案部。江雪觉得自己快被解雇，就干脆辞职了。


之后她就开始了自由记者的生涯，主要文章都发表在香港杂志上。当她在那里都开始受到政府干涉时，她又换到了现在这份工作，为网络新闻平台供稿，比如端传媒。她也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并放上捐款的通道。这些文章会带来一些收益和支持----在它们被封禁之前----让她维持生计。她书写家乡的变化，或是人权律师的家人的处境。一向以来，她对中国独裁政治体系的历史根源问题越来越感兴趣。

2016年，她听到越来越多关于一本曾在甘肃天水出版的杂志《星火》的故事。杂志仅发行了很少几期，出版人就被逮捕并送往劳改营。一位独立制片人胡杰在2013年制作一部相关影片，几个幸存者也出版了他们的回忆录。但没有人做过这本杂志的深入调查。江雪最感兴趣的部分，就是为何今天杂志还在引发回响----为何这么多中国公共知识分子都知道《星火》？

她询问自己的父亲，他是在天水长大的，他听说过《星火》。那是个大案子，在体育馆举行了集会，声讨谴责所有参与者。父亲答应帮她一起解谜。他们去的第一站：马跑泉镇的一个拖拉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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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竹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主楼位于紫禁城北墙外（注4），座落在一个五十年代风格的楼群中。那个短暂的阶段里，新的人民共和国试图营造自己的建筑风格，几个著名建筑师的作品都呈现了一种混搭风格：主要结构是砖混而非木结构，这样可以造的更高大，但屋顶是用瓦片，还有弯曲的屋檐。很多人贬低这种拼贴风格，但这些寥寥无几的建筑恰恰在首都成为联结过去和现在的桥梁。

档案馆有一个极为宽敞的礼堂，墙面覆盖着红色丝绒，还能从飘窗眺望北海公园波光粼粼的湖面。在一个二月明媚的午后，礼堂里的发言者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国忠（注3），他的演讲主题是关于2010年代震惊了中国知识界的考古发现：大约2500年前在中国轴心时代失落的文本。

这是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活跃的时代，比如孔子、老子、孙子和韩非子。许多思想家的学说，尤其是孔子和韩非子，被历代统治者用来证明等级和服从的正当性。按江雪的父亲对这些文本的多年研究，其中也包含了颠覆性的思想。正是这些思想激励他研读经典，用这种方式实现自我流放来抵抗外部世界。

和毛主义不同，这些思想提供了一种和统治者不同的哲学体系----帝王们也许有自己的思想，可儒学的确给士大夫们提供了道德准则。他们时常引用经典，尤其在规谏对官员的虐待时。偶尔这样的规谏成为抗议，官员也受到惩处，例如苏东坡和司马迁，更多时候是官员悄然隐退，离开官场。

刘教授讨论的内容进一步证明，这些古老的思想从本质上就破坏了专制统治的稳定。他的发言长达九十分钟，开场白是一段简要说明，让自己的观点能被外行人理解。他说，埃及人在纸莎草上书写。巴比伦没有纸莎草，他们用粘土板。在中国，最早的文字刻在龟甲上，就是把龟甲放在火上烘烤直到碎裂。龟甲纹路可以用来占卜，正如人们的掌纹可以推测未来的吉凶。在龟甲的碎片上，写着提问和回答，所以被称为：甲骨文。这是已知最古老的中文书写，他们的主题异常集中：农作物应该在某月某日播种么？国王应该发动战争么？应该婚嫁么？适合旅行么？通过这些甲骨文，学者可以揣摩到上古国王的日常难题，但仅此而已。

刘教授要讨论的文字是书写在竹简上的。竹简和筷子大小相仿，和纸张一样厚薄。刘在桌上向众人展示，在研究者看来，这些文本是如何书写的：一片竹简放在左前臂，写字者右手握着毛笔书写。刘认为这就是为何千年以来中国人的书写都是从上往下，从右往左。

更有价值的是文本的内容。这可不是宫廷生活的琐事，而是中华文化的母本。在过去二十年间（注5），有三批这一时代的竹简出土。1998年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有八百多片。另一批2000年发现的竹简现存于上海博物馆，有一千二百多片。刘教授展示的这批更多达惊人的两千五百多片。（注6）这批宝藏是被活跃在湖北的盗墓贼发掘的。竹简最后出现在香港的拍卖会上，买家在2008年把它们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刘教授就在为此专门建立的出土文献研究保护中心工作。

竹简的内容提出了颠覆性的挑战，和中国政治文化中被长期默认的事实相左。文本的年代是战国时期，大约是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300年，中国的战乱年代。正是这段时期，全球的文明开始寻求政治和哲学的新方法，从中国的黄河流域，到欧洲的希腊半岛，还有印度次大陆----这一时期对世界历史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德国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称之为轴心时代。所有当今中国的主流思想流派都源自于这个时代。它们包括道教，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儒学，是中国最正统的政治意识形态，指导着历代国王和皇帝----至少是理论上----直到今日。

惊喜之一是，儒学经典仅仅一笔带过的思想，才真正是成熟的主流思想----这些曾一度丢失的流派，挑战了儒学的重要观点。比如有一段文本认为择优录取任人唯贤的重要性，这不同于任何已知的儒学经典。儒学传统通常认为君主退位或中途替换是罕见的例外；世袭罔替才是规范操作，所以统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天授君权和国泰民安。

这对于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也极为关键：国民党腐败无能；因此共产党取而代之。党的连续统治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具备了正当性，因为这印证了天命（用党的话就是“历史定论”）。党认为自己忠实于中国的传统，党的统治是世袭罔替的。这不仅仅是说，其它政党不能执政，而且意味着，只有创建了共产党政权的红色家族才是继承法统的世袭阶层，比如习近平家族。但出土的文本却显示，即便在古代中国，大量的士大夫群体并不认同这个做法，他们主张由能人来治理国家，而不是由某个群体来垄断权力。

如果不戴上今日的有色眼镜考量过去，你就可以发现许多耐人寻味的和现代社会相提并论的平行世界。回到战国时代，文学的发达和城市化造就了新兴学者阶层，也就是士大夫阶层，他们有能力影响国王；也有人认为他们比国王的子孙更有资格来管理国家----这就是择优录取的由来。如今，这样的方式司空见惯，而且应用广泛。不光是士大夫阶层这么想，芸芸众生都视为理所应当。

甚至可以说，这些新出土的文本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比现今更自由奔放的社会。我们所看到的过去，各种理论都在茁壮成长----那时候的儒学会赞同君主禅让，甚至可以鼓吹自己有治理国家的能力。当下的中国也有这样的思想萌芽，可就像尚未发掘的竹简一般，他们被深埋地下且禁止挖掘。

刘教授在礼堂的发言很委婉，但他的诉求是明确的。竹简被精心的编辑整理，每年都发表一卷，总计划有十五卷。整个项目要到2030年左右才完工。每一卷发布时，都有大批媒体讨论新的发现，各种博客和业余爱好者----比如这个冬日午后参加讲座的人们，又或江雪的父亲----会用自己的表述来讨论新发布的文本。听众们对刘教授勾画的出版计划极有热情。

“我们会一直发行出版下去，即便我退休了也不会停下来，”刘教授边说边笑，“你们和其他人会一直争论这些发现，学术研究是没有止境的。”

刘教授结束了发言，并向观众鞠躬致意。他已经占用了茶歇的时间。举办方取消了听众提问环节，并开始关闭灯光。

但听众们涌向舞台，七嘴八舌把问题抛给刘教授。一位来自改革研究杂志社的人问他，应该如何对待文本中关于占卜的内容。北大的一个毕业生问他君王退位有什么政治影响。刘教授的名片被一抢而空，人们拿着最后几张名片在拍照。

灯光已经关了，冬天的落日余晖照进礼堂。保安们站在房间的最后，等着锁门。但最后二十几个人还围在刘教授周围，因为他手上拿着让他们理解自我的关键：过去。

Robbie2018

看标题，条件反射想起了兰州大学办的《星火》杂志，听不明白播客介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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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星火

天水东南角有一条街，商店和房屋错落，有一个不怎么浪漫的名字：马跑泉，也就是奔马之泉。传说公元七世纪，一位著名的武将为唐朝开疆拓土，战功赫赫。某日他路过此地歇息兵马，突然他的坐骑在一处松软的地面刨开一个坑，几分钟后就涌出了泉水，所以就叫马刨泉，后来演化成谐音马跑泉。这名字也很切题，因为天水原本就是一个骑兵基地。

天水军事上的重要性在于它位于边陲。它有成排的麦田和高粱地，横跨在大片良田和更远处的沙漠之间。这些草原非常适合饲养和训练战马，和内地的交通因为有渭河也还算方便。渭河向东流经古代中国最重要的首都西安。马跑泉如同守护中华文明的一个堡垒，这些战马和周围的工事要塞对朝廷同样重要，那些要塞就是众所周知的长城。

在二十世纪中叶，马跑泉再次迎来了同样的历史性时刻：新建政的共产党试图建立一个独裁政权。当战斗在五十年代发生时，镇子还和它早些年类似，田地沿着黄土山坡一直延伸到河边。佛龛星罗棋布，有的供奉着民间神灵，有的则供奉着当地望族的祖先----田野、农夫、庙宇和传统构成了一个想象中永恒的中国。

事实上，当地社会已经被拆得四分五裂。毛的暴力革命让庙宇荒芜废弃。本来土地都是零散为个人所有，现在全部归了政府。对于明眼人来说，新的建筑物都在暗示着肆无忌惮的权力。新楼里住着本地的党政干部，他们把来自北京的指令传达到各个村庄。还有一个新车库，里面有一台拖拉机，作为党誓言要将农业现代化的一种保证。镇上就这一台农机，农民轮流使用。过去，生活的中心是共同的宗教生活；现在则围绕一个新的信仰--科学--还有之后的保护神：共产党。

张春元曾是拖拉机的保管员。他那时26岁，刚从朝鲜战场退伍。他在战斗中负伤，伤愈后就学习如何驾驶军车。落后地区这样的技术人才非常稀缺，本地官员庆幸他能来这里。他们请他负责管理珍贵的拖拉机。他既要负责保管、修理，还要开着它为农民服务，因为没有其他人可以干这些活。

张春元虽然有技术，但也无法遮盖他是一个社会的贱民。他曾是荣誉军人，还是大学生，看起来简直无可挑剔。他之所以来马跑泉是因为他被反右运动波及。1958年5月，他被流放至此，同行的是兰州大学的五十名学生和教师。他们和其他几十万右派分子一样，在共产党要求大家提出批评的时候，针对那些他们认为应该解决的问题，说出了自己温和的、富有建设性的意见----结果被打成了右派。1959年春，就在校园里春暖花开之际，张春元和其他人一起，被下放到天水参加农业劳动。

学生和老师被分成两组。一组派往西部更远的武山县，张春元和其他二十几人派到了马跑泉。学生和老师都要干农活，比如种地或放羊。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刚开始的时候，老师和学生直接目睹了惨状。他们都很年轻，所以挺过了饥荒，但他们看着老人、孩子和病弱者慢慢死去。

学生们还不是饥荒年代最惨的人，因为中国人普遍珍惜读书人。即便是饥荒来临，当地的干部也知道这些年轻人的文化水平远远超过本地人。一名干部还出主意让这些年轻人办一所开放大学，教当地农民识字。这就让学生们暂停了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让他们有机会在拖拉机房隔壁的党委办公室里备课。他们抓住难得的机会阅读国家级刊物和报纸，跟踪一系列荒诞的、灾难性的事件，它们如何失去控制，如何最终导致了大饥荒发生。

1959年8月，他们读到了河南破纪录的粮食产量和其它一系列神奇的事件，他们知道这是赤裸裸的造假。其中一名学生谭蝉雪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写到：“粮食产量上了天，人们的肚子却饿扁了，农村到处萧条、饥荒。树都被剥了皮，野菜也被挖的精光。”（注1、2）

很快，学生们就见识了人吃人。从山上下来找野菜的谭蝉雪和她的同学们看到一群人围着一个卖肉包子的----真是奇迹！“第二天就听说有人在包子里吃出了指甲。我吓得直哆嗦，老天爷！”（注3）老人失踪了，找到的是被肢解的尸体，挂在地窖的铁钩子上。谭蝉雪发现三种人幸存下来：干部，用权力交换食物；聪明人，会偷会抢；还有那些逃到新疆去的逃难者，那里是边境地区，还有粮食和水果。

学生们经常在张春元的拖拉机站聚会。这里交通方便，外面就是大主路，张春元是个好客又有见识的主人。他肩宽体壮，浓眉方脸，他很有眼色，爱读书。他的知识加上战争经历，是这群文绉绉的学生娃没法比的。但张春元从不说教或居高临下，他和学生一起花很多时间讨论这个国家的未来。在这些时刻，他们都忘了自己被放逐的身份，仿佛自己仍然抱有振兴中华的责任。

谭蝉雪回忆到：“他真心反对那些只顾自己的人，他觉得他个人的自由不算什么大事。”（注4）

有些人失去了信心，想要逃离中国，丁恒武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个彪形大汉，数学系毕业生。他饿得够呛，但坚持在当地的水库里练习游泳，这也是他逃亡计划的一部分。有一天，他出发步行千里去南方的缅甸边界，他计划游过湄公河。再也没人听到过他的任何消息。

最吓人的故事是孙梓筠，他是中文系的党员。当饥荒蔓延夺去越来越多的生命，他给党的中央刊物《红旗》杂志写信，向编辑报道这正在上演的灾难。他为此感到自豪，他深信党并不清楚底层的真实情形。党会欢迎他的谏言和忠告，也会帮他脱困----很多其他学生也有同样的期待。

几个月过去了，1959年秋天，孙梓筠正在田里干活，来了几个军人逮捕了他。当着所有人的面，他们殴打他，要他承认自己的反革命行径。他们把装了屎尿的桶挂在他脖子上，桶的铁制提手深深勒进皮肤，他晕了过去。后来他被手铐锢得太紧，切断了血液循环，手开始坏死。最后他设法逃走，去了邻近省份。这一幕可把学生们吓坏了：像孙梓筠这样忠诚的党员尚且被如此虐待，证明党对了解真相毫无兴趣。

张春元反复思考这些问题。谭蝉雪还给他讲了她寄居的农民家庭里一位农妇的故事。某个晚上，老妇人饿得直哭，嘴里嘟哝着农民们做了啥坏事。他们支持共产党的革命，现在党却要饿死他们，这是为什么？

谭蝉雪问张春元他们应该怎么做？他说他们不能置身事外。那些零星的经过层层筛选才抵达边远之地的报道，说明饥荒不仅仅是天水或周边地区的孤立事件。这是全国性的灾难。他们得干点什么。正如另一位学生项诚建所言：“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要么在沉默中死去。”（注5）

张春元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他出生在河南农村，日子一向很艰难。那个区域长期处在饥荒的边缘，所以大多数人都被共产党社会正义和经济发展的愿景所吸引。对张春元来说，党就是给予他第二次重生的家庭。母亲在他七岁时就去世了，他说继母待他非常刻薄。

十三岁时，他离家出走，再也没有回去过。他学会汽修手艺，在1948年加入人民解放军，年仅十六岁。1950年韩战爆发，他作为志愿军上了战场，他的车队被美军飞机扫射，他也受了伤。他脖子上的伤是永久性的，1954年他因伤退伍。他享受到退伍军人的优惠政策，进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

这开启了他对共产党治理中国的理想破灭之旅。他以为大学应该有像模像样的图书馆，实际上大多数书籍都被锁在柜子里。兰州大学甚至都没有一套完整的儒学经典----几百年来这些都是读书人的基本读物----更别说如今最前沿的杂志了。教学还要更糟，一个老师带一百个学生。

百花齐放运动开始后，张春元对图书匮乏和教学质量提出了意见。因此，他被打成试图推翻学校的右派，被发配到天水。

但他兴致勃勃的在马跑泉拖拉机站开始了工作，驾驶、修理这台最有价值的农机。晚上的业余时间他还写了电影剧本，《中朝少年》，主要讲述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纽带关系。他用笔名把剧本寄给电影厂参加竞赛，赢了七百元的奖金，在五十年代这可不是一笔小钱。剧本被计划拍成电影，直到电影厂调查发现作者是右派分子。

张春元并没有因此泄气。他少年时的绰号就是“轴”，意思是一旦拿定主意就格外固执。这让他成为这群学生的领头人，因为他有韧劲，也不说空话----能把事情办成。但他不肯服输的态度也带给他巨大的风险。

在天水，有一次他听说有同学被南部铁路警方拘留，因为该同学饿极了扒火车逃荒。张春元伪造了国家安全局的工作证，然后坐火车去那里了解情况。他骗过了铁路警方和当地派出所，把学生带了回来。这次凯旋影响很大，大家都信服张春元可以办成大事。

在东部人口密集的地方，学生们很难有机会聚集在一起，就像他们在张春元的拖拉机站一样。天水偏远穷困，学生们在一个开放式大学里，也有机会到各地走动或聚会。他们也意识到这样面对面的聚会机会难得。孙梓筠的例子也让大家明白单打独斗成不了气候。谭蝉雪说，一根筷子很容易折断，但一把筷子绑在一起就坚韧有力得多。

小组里同学们都成了彼此的好友，谭蝉雪和张春元走的最近，后来他们宣布了自己的婚事。24岁的谭蝉雪身材苗条，眉毛又细又弯，她来自广东省靠近香港边界的农村。张春元倔强而强硬，她则温柔、眼神平静、举止有度。在独裁统治下的饥荒岁月，相爱有太多的困难，但他们很快就会冒着生命危险去证明他们的爱情。

1959年5月，小组的话题是如何摆脱共产党的统治，或推翻现任的造成饥荒的领导人。张春元觉得有两种可能：自上而下的政变或自下而上的革命。后者似乎毫无可能，所以他们希望毛的对手可以动手。事实上，这也是北京某些人正在谋划的事情。这个夏天，中国最知名的军事将领之一彭德怀，出来问责毛，但毛随即在庐山的度假地召集了政治局会议。彭德怀被打倒，毛加码了自己的经济政策，恶化了饥荒的局面。

彭德怀下台的消息很快被公开，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应该行动起来：最高层的将军因为忠言进谏被迫害，最后的一丝希望就在于鼓动草根阶层起来革命。他们认为最有希望的就是发表关于饥荒的报道，希望官员和干部能看到农村正在发生的灾难，也给干部们献计献策。他们着手办一本杂志。

开始这是一个模糊的想法，直到他们读了一首诗。诗的作者是北大的林昭，她在北京求学，因为替被迫害的朋友出头被打成“极右分子”。林昭的诗歌照亮了这些学生，也让他们感受到文字的力量。（注6）

和张春元一样，林昭也远比许多年轻学生要成熟。1949年解放后，林昭曾作为党的宣传干部工作过。那段时间，她执行党的暴力政策，参与了土改运动，也看到了成千上万的地主被屠杀。但随着时间推进，他看到共产党并没有建起一个乌托邦，而是变成了紧密控制的极权社会。在前共产党时期的中国，她还是一名小姑娘，读的是景海女师，一所有教会背景的女子学校。现在她回归了她的信仰，并尝试用艺术来表达自己不同于党的独立性。当她的朋友被逮捕时，她发表了这首诗作为宣言：

真理的力量
从来都不在于
真理守护者的傲慢  

林昭之后还写了二百四十行的长诗《海鸥之歌》并在朋友之间传抄，其中一个人是天水这些学生中某人的姐妹。她寄了这首诗给这群被流放的学生。整个小组都被林昭这些大胆的想象和公开的政治暗示所震惊。诗作描绘的故事是一艘船上载着被锁链困住的囚犯，他们的罪名就是追求自由。

自由！我的心叫道：自由！充满它的是对于自由的想望……象濒于窒息的人呼求空气，象即将渴死的人奔赴水浆。

张春元决定他要去见一见作者。林昭在北京被捕后，因为肺结核病恶化而保外就医，并开始咳血。她回到家乡苏州，中国的东部沿海城市。她受到严密的监视。张春元又一次冒险行事，用伪造的证件坐了几天火车，偷偷会见了林昭。林昭告诉张春元不要出版她的诗作，因为对小组和读者都有很大的风险。

接着张春元读到了林昭的第二首诗歌，三百六十八行的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它使用基督教主题并反映了林昭越来越深的基督教信仰。诗歌讲述宙斯和普罗米修斯的会面，他被铁链锁在岩石上，因为他给人类送去了火种。宙斯说这样的惩罚非常必要，因为人类永远都不应该拥有这样重要的工具。

不过是这样，普洛米修斯，我们不愿人间留半点火星，火只该供天神焚香燔食，那能够给贱民取暖照明！

张春元说服了林昭同意他们发表这首诗歌，并把它放在新刊物的创刊号上。北京的学生还寄给他一些材料，是关于捷克共产党试行的混合所有制，允许资本主义方式的激励机制（正是中共在二十年后所实践的）。张春元打算把这些内容也放进创刊号，还有他自己和其他小组成员写的文章。刊物需要起个名字，很快就选中了《星火》，取星火燎原之意，也就是一个火星可以点燃整个草原的大火。毛曾在他的文章中引用过，因此广为人知。

小组的两个成员，物理系学生苗新久和化学系学生向承鉴，承担了杂志印刷。他们本来分配到武山西郊的硫酸厂工作。厂里有一台老式油印机，他们偶尔可以使用。他们的工作还包括培育用于发酵的细菌，这份工作要求有密闭空间。这样他们就可以长时间带着油印机躲在房间里，对外就说在培育菌种。

两人在1960年1月花了八个晚上做了手刻的印版，没有任何排版工具。这个进展实在太慢，苗新久和向承鉴最后不得不打开了办公室门，这样风险太大。像以往一样，张春元想出了办法。在他的拖拉机房有个旧马达，他拿给苗新久和向承鉴，他们然后把马达贱卖给厂里，换的钱买了一台二手油印机。小组把油印机藏在顾雁家里，她是物理系的毕业生，住处离张春元很近。张春元随即也开始在油印机的圆筒上刻写文章，并画出了杂志的标志，一只熊熊燃烧的火炬。他们印刷了三十份，《星火》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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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八页纸，手写体，没有照片或图画，《星火》非常原始简陋。但上面的文章却直面中国的核心难题----有历史的，有现在的。封面上的开篇作是顾雁写的，给杂志定下了基调。名字是“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它提出了十年来被反复提及的问题：

为什么曾经进步的共产党在十年执政后变得如此腐败和反动，国内怨声载道，国际上狼狈不堪？因为他们把人民的国家当作自己的私产，最在意的就是党掌管一切。

一个关键问题是“偶像崇拜”--间接指出了围绕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但它也提出了更广泛的质疑，例如不受限制的国家权力：“政治寡头们傲慢而变态。如果这样的独裁体系被称为社会主义，那就是一种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它和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是一丘之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

关于饥荒，张春元写了一篇文章名叫“粮食很重要”。他指责中国共产党剥削农民：“今日的统治者，和历史上的皇帝一样，利用农民革命进军天安门广场，执掌了权杖。”之后，新贵们开始践踏农民，他们的命运和之前的农奴并无不同。在另一篇短文中，他还认为土地所有权的缺失是农民问题的关键。

吃惊么？这些议题今天仍然适用。时至今日农民依然不是自己土地的主人，土地合并非常困难。农民也无法通过土地质押来获取资金进行农田改造或开发周边产业。很大程度上，农民的命运被操控于官员们的心血来潮，他们可以没收农民的土地，强迫农民迁移，或强制农民种植对经济发展更为重要的作物。

几个月后，学生们再次聚会，打算定期发行《星火》杂志。计划把杂志寄给五个主要城市的高层领导----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这个城市他们有熟悉的联系人。他们开始写更多文章，包括张春元的《关于人民公社》，详细分析农民如何被剥夺了土地，还有向承鉴的《给人民的信》，矛头指向最高领导人。

当成百上千万的农民饿死在床上，在火车上，在铁路上，在沟渠里，当几亿（四亿）人民挣扎在饥荒的死亡线上，还有另外二亿也饿的半死不活。而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牲口却饱食终日，“人民的公仆”可以购买小吃、饼干、糖果.......他们吃饱喝足转身就走（谁敢问他们要粮票），他们只要一坐下，就能马上开饭。

顺着这条脉络，向承鉴指出了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道德相对主义。几十年后，毛泽东私人医生发表的回忆录中关于毛和大量年轻女性的性关系震惊世界。向承鉴在此时已经指出了这些中国领导者的虚伪面目。一面要求别人艰苦忠诚，自己却把妻子换成年轻女人，抛弃伴随他们革命和受苦的原配。更恶心的还有，霸占反右运动被迫害家庭中的妻子和女儿。

林昭的《海鸥》也发表在这一期。开始这诗刻在张春元《关于人民公社》同一个圆筒上。后来他们弄清楚了刻印的原理，重新印刷了杂志，他们把张春元的文章印了三百份，因为这是最重头的----分析饥荒成因。本来的打算是先散发这篇文章，然后再邮寄完整的杂志。

当第二期杂志如期付印时，学生小组开始争论下一步行动。他们认为需要某种组织来更好的传播他们的诉求，把影响力扩大到学生小组以外。他们知道该找谁：一个高瞻远瞩的干部杜映华。武山县在天水以西一百公里，黄土高原边缘。地区以农业为主，完全靠天吃饭。毫不奇怪，这个地区信奉龙王----掌管降水的神祇。

杜映华年轻时代被武山的贫穷和中国的战火笼罩。他1927年出生，四岁时日本强占了东北，十岁时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他十几岁就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抵抗日本侵略。共产党战时的大本营延安，也在风沙滚滚的黄土高原上，口口相传党会帮助农民翻身。杜映华深深相信党的承诺，用科学让中国变得更好。革命成功后，他被派回家乡作为负责领导人。学生们1959年被下放时，他欢迎学生的到来，他以为有才华的人可以传播知识和现代理念。

谭蝉雪是中文系的学生，但她对化学很熟悉。她想出了点子种植一种作物可以制造硫磺酸，这是化肥的重要成分。杜映华很快接受了建议，并对她和其他学生以礼相待。学生们对他也很信任。当他们收到北京和其他大城市朋友同学寄来的资料和信息，他们也会分享给杜映华。化学系毕业的向承鉴冒险把南斯拉夫的改革计划拿给他看，之后还告诉他《星火》的事情。杜映华大吃一惊，但表示很有兴趣一读。

如果是正常年份，杜映华这样的干部会认识到，像《星火》这样对党提出挑战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可武山的情形非常绝望。1959年武山人口是五十九万，大约十三到十四万人被饿死了。（注7）十二万人逃离家乡。也就意味着一半的人口在一年间消失了，这就是崩溃。

某日，向承鉴步行来找杜映华交一份报告。时间已经很晚，外头非常冷，所以杜映华请他在自己居住的房间留宿。杜映华是谦逊而实在的主人。他给向承鉴做了晚饭，还烧热水给向承鉴洗脚。

吃完饭他们就上床睡觉。外面又冷又黑又安静。向承鉴以为杜映华睡着了，可杜映华开始说话。他说他打老蒋赶走国民党是为了帮助农民。但新政府带来了什么？饥饿和死亡。国民党那么糟糕的统治，还允许异议的声音比如鲁迅。对比之下，共产党更加高效和无情，铲除所有反对的声音。向承鉴回忆杜的谈话：

现在那些不同的意见都消失了，中国充满了荒唐的谎言！明天，又会有大量的人饿死，但幸存者每天被迫高喊形势一片大好。这是怎样荒诞的现状！前所未见，闻所未闻。我不明白世界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注8）

尽管年轻人都很努力，他们仍旧感到无助。社会正在分崩离析。人吃人的情况正在蔓延。人们也没有衣服穿。谁能推翻共产党让中国回归正常？国民党肯定不行。它已被打败龟缩在台湾岛这个最后的堡垒。必须有人逃离中国去寻求帮助，至少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了解这些情况，比如捷克斯洛伐克。也许这样可以帮助这个国家找到重新出发的路径。

谭蝉雪决定去香港寻求帮助。她来自广州，离那个英国殖民地不太远，她认为可以越境去香港。学生们离香港有一千二百多英里，但中国当下很混乱，即便有大学生回家乡找吃的，也不会惹眼。因此她坐火车回了广州住在姑姑家。

两个女人决定逃亡去香港并雇佣了一个蛇头帮她们越境。她们打扮成农民去了边境附近的农村。那个蛇头没有经验，结果她们被边防警察抓住，并关在深圳。那时的深圳只是一个小村子，并非如今二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她们试图继续扮演农妇的角色，希望警察以为她们只是不小心走到边境的，可以尽快释放她们。所以当她们被批准去捡柴的时候，她们光着脚就去了，结果很快脚就被划得稀烂。

开始并没有人注意她们的真实身份，直到谭蝉雪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有一天，守卫告诉她如果她想寄信，他可以帮她把信带出去邮寄。她假扮的是文盲，可又想利用这个机会警告《星火》的伙伴们她被关押。几周后她才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她被带去审讯并问她是否认识高成庆。这其实是张春元的笔名。他们怎么会知道他的名字？

信件本身并不是陷阱。信的确被寄走了，张春元也很快就听到了自己爱人被拘捕的消息。他决定营救她，就像一年前他营救了另一个朋友一样。他继续用那张伪造的身份证件前往南方，上面就是他的笔名高成庆。但谭蝉雪被关在劳改营里，比之前他糊弄过关的铁路警察要管理严格得多。他们识破了他的伎俩并逮捕了他。他们不知道他的真名，所以用笔名做了登记。

张春元靠装病认识了一个女医生，也是个犯人。他觉得她很可信，就告诉她自己和谭蝉雪是夫妻，并请求她帮忙传递消息。他写了几张纸条，大部分都在表达自己的爱意，并期待出狱后的生活。他用一种亲昵的格式来称呼对方，就是只写名字的最后一个字“雪”。

雪！我们一定是命中注定的夫妻，所以才一起来到了监狱。我们的爱情将超越时空。愿我们进进出出，生死与共！来日方长，保重！

但医生不愿意为一个陌生人冒险。她也许可以检举他而得益，而且，他这种试探也可能是警察的诡计。张春元的情书最终落到了管理员的手上。

当局把一名政治犯和张春元关在同一监室。这人试图和张春元结交，张春元上当了。他坦承了一切，包括他们希望越境逃跑，包括《星火》杂志。很快张春元和谭蝉雪就被火车押送回兰州接受审讯。《星火》只存在了一年就被扑灭了。

到九月份，案件已全部破获。这个案件被列为全国第四大反革命事件，四十三人因为和《星火》杂志有关联而被逮捕，包括十二名大学生，两名教授，两名已毕业的学生和二十五个农民。

复仇来的飞快。党在兰州组织了万人宣判大会宣告对拘押在天水的众人的判决。张春元被判处无期徒刑。负责刻印的苗新久和向承鉴被判处二十年和十八年有期徒刑。其他人的刑期在五到十五年，包括官员杜映华。

谭蝉雪因为是右派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在狱中关押了十四年。之后被迫在酒泉的工厂就业，离夹边沟劳改营和卫星发射基地不远。只有在1980年平反之后，她才如愿离开了工厂。之后她加入了敦煌研究院，然后在1998年退休回到上海。在九十年代一次回天水的旅途中，她遇到了了解她案件的人。一个妇人拉着她的手说：“你可受苦了！”谭泪如雨下。

她比起其他人还算幸运的。当局很快就抓捕了那些已逃离天水的人。给杂志命名和做出徽标的物理系学生顾雁，被判处十七年徒刑。林昭，那个诗作鼓舞了张春元办杂志的诗人，判了二十年。

许多人为命运抗争，尤其是张春元。1962年6月，他装病住进了医院。炎热的中午，大家都在呼呼大睡，他换上便装溜出了医院。他搭便车去了邻近的城镇，然后步行十九公里去了一个伐木站，他有朋友在那工作。

他就住在朋友的伐木小屋里，慢慢养精蓄锐，然后启程去上海看自己的朋友们被如何处理。他发现顾雁已经被抓，然后去了邻近的苏州，发现林昭也被捕了。他给她寄了一张明信片，用她母亲的名字落款但假定林昭能辨认出他的笔迹：“我们的生命如此丰富，我们可以写出前所未见的小说，在家乡或在国外。我希望你能读到这本书，为了这本书我们付出了许多......”

张春元然后去了邻近的杭州，对朋友们身陷囹圄而自己逍遥法外感到自责。正因为饥荒和政治动荡带来的混乱，他才能长期持续逃亡。但要来的总要来，当饥荒得到控制，政府也恢复了常态。张春元在一次扫荡无家可归者的行动中被抓获。他被认出身份并送回兰州监狱服刑。

几年之后，党的又一次癫狂发作----文化大革命，对被关押的犯人是致命的。在文革最初的混乱之后，党公布了新的措施“加强公安工作”。这导致了整个国家范围的严厉打击。囚犯们被大批定罪处死。

1970年，天水当局认为新政意味着张春元和同情学生的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必须被处决。他们在狱中也曾有短暂的接触，所以当局认为两人正在密谋反革命活动，罪上加罪。

在张春元和杜映华被处决前几个月，他们被关押在同一个监狱。谭蝉雪希望张春元在行刑前能知道，她始终如一的爱他。他让送饭的人传递消息，告诉他“你会一直在我心里。”

张春元被押送到兰州拘留所执行死刑。这个监狱的外号是“窑洞”，外观像一座城堡，有十米的高墙，拉满了电网。他被送到最后关押的十二号监室，穿着黑棉布的监狱号服，戴着黑棉帽，拖着带边的棉鞋。脚踝上戴着十五公斤的重镣，上面包着棉条防止蹭出血。手被反铐在背后。他紧抓着唯一的财产----有缺口的搪瓷碗和杯子里塞着卷起来的白色棉毛巾，他自己可以脱下裤子拉屎撒尿，但需要别人帮他拉回去。

十几个监犯骚动着过来看这个倒霉蛋。他对打扰到众人表示歉意，并很有礼貌的等别人来帮他腾出地方坐下来。大家都呆住了，很快就让出一块地方。

这个监室的头目叫王忠义。他在一次扫荡年轻人的行动中被逮捕，起诉的罪名是流氓罪。他接到的命令是看住张春元别让他自杀。在他们同住的三天里，他们谈了很多，张春元很信任王忠义，告诉他自己如何爱着谭蝉雪。

有个年轻人问张春元是否觉得害怕。他的案件性质很严重，是不是？张春元回答：“的确很严重：现行反革命罪。”

张春元给这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三月二十二日，他被带往七里河体育场公判现场。他临走之前，要求王忠义答应他，去找到谭蝉雪带给她两句话：“首先，我对党、对国家、对人民无比忠诚，我对她很抱歉，不能陪她走完人生的道路。第二，她要好好活下去，未来一定是光明和无限的！”

在体育场和张春元站在一起的是杜映华，党的书记。他们被判处死刑，并带往东岗镇柳条沟执行枪决。

张春元死后，这地区的很多监狱都贴出了告示，包括谭蝉雪所在的女子监狱。谭蝉雪看了告示之后，一月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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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林昭也同样固执。她在1962年因患肺结核被保外就医，在这段时间，领导层中的温和派逐渐让毛泽东边缘化。林昭觉得希望就在眼前，因而克制了自己的批评。但最后发现，一切照旧。她收拾了行装，告诉当地派出所，她已经准备好了重回监狱。

党很快就同意了。同年末林昭再次被捕，并被起诉“反革命罪”。她争辩道，这个说法毫无意义，“真正的问题”是中国的领导人犯了什么罪。她如此直言不讳，法官不禁问她：“你脑子有病吧？”

事实上，她的精神状况堪忧，这一点不奇怪，因为她被单独囚禁并遭到非人对待。最常用的折磨是监狱里令所有犯人色变的手铐，把手反铐在背后，并把手铐收紧，这样被铐者的进食，穿衣，如厕都需要别人帮忙。林昭被单独囚禁，只能从地板上舔食，穿着裤子排泄。如果手铐过紧，肩部也会受伤，手腕会烂掉，留下永久性的伤疤。有时候，囚犯会殴打林昭，守卫也会抓她的头发。

在生命的最后六年里，林昭始终被关在狱中。不戴手铐的日子，她一直在写作，用亲戚送来的纸和笔。在被禁止书写的时候，或者某些紧急时刻，她用自己的鲜血书写。她把牙刷的末端在地上磨尖，然后在手指刺出鲜血，用勺子收集血液，用竹片或草编来书写。有时候，她写在纸片上，有时候写在自己衣服上。

林昭的文字直接了当、情绪激昂，从不绕弯子。最著名的是她写给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一封长达一百三十七页的信。她还用自己的血在监狱墙上画了一座祭坛纪念自己的父亲，他在1960年林昭被捕后自杀身亡。之后她继续用鲜血画出了香炉和鲜花，每周日从早上九点半到中午，她就会进行“大教堂礼拜”（注9），唱诵赞美诗和祈祷词，这是她在教会女校时学到的。

和其他思想单纯的异议人士一样，林昭很少想到她给家庭带来的痛苦。她母亲的薪水微薄，但林昭写信要她送被子、食物和其他供给。林昭毫不动摇的反对姿态也让她的兄弟成了政治贱民。她弟弟曾经说她“是世界上最自私的人。”（注10）

林昭的执着和专注来自于她认定自己的文字会流传下去。1967年她非常自信的描述她寄给母亲的三万字的血书：“将来，人们会出版我的全集，我的遗作。”（注11）

她的书信母亲从未收到，更别说《人民日报》了。但监狱守卫并没有销毁这些文字，它们是证明她是人民公敌的有力证据。狱方甚至把她的文字整理成文，专门建档。

林昭1968年被处决，也是因为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这和张春元和杜映华是一样的。在处决前的日子里，她被迫戴上“猴王帽”----用中国神话中的英雄命名，他如此难以控制，最后只能在头上套一个金箍让他屈服。林昭戴的是一个橡皮头罩，只在眼睛和鼻子留有缝隙，只在吃饭的时候可以拿下来。

林昭在4月29日被执行死刑----在庆祝劳动节前几天。她母亲知道后很快精神失常。她试图跳到推车前自杀，结果头上被撞了大口子，骨盆也骨折了。弟弟也有点发神经，殴打自己的母亲。她母亲死于1975年。这些学生们的努力看来注定要被湮没了。

小说《每个人都会孤独的死去》（注12）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主人公奥托汉普（Otto Hampel）和伊莲汉普（Elsie Hampel）是柏林的工人夫妇，伊莲的弟弟在德国入侵法国时战死，这对夫妇就开始了反对第三帝国的行动。他们的计划很不起眼，两百张反对纳粹宣传的明信片，他们投进了附近的信箱和楼道。这个行动毫无结果，发现明信片的人都吓坏了，直接交给了当局。夫妻很快被逮捕，并在同一天处死，那是1943年4月8日。

要不是纳粹秘密警察盖世太保精心记录了案件并把明信片归档的话，这个案子必然会消失在历史中。在苏联军队1945年占领柏林后，他们这些文件在柏林的巷战和官员焚烧档案中幸存下来。苏联的文化官员把这些案卷交给了德国作家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

法拉达收到这些档案的时候，自己也处于崩溃边缘。他被纳粹关了好几年，得了妄想症。苏联人找到他的时候，他住在难民营里，还吸食阿片类药物。他仔细阅读了文件，意识到这个故事需要自己全力以赴。他全心扑在上面好几个月，写出的故事重现了历史。他刚完成这部著作就去世了，但他告诉朋友：“这是一部杰作。”

他的朋友半信半疑，法拉达生前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德国作家。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如何能写出什么好的小说呢？可法拉达坚信汉普夫妇的故事，并决心写出一篇有力的文章，说明为什么有些人类会反抗。在他笔下，汉普夫妇反抗有他们个体的哀痛和对彼此的爱。但他们还有一些内在品质，这些共通的品质在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人拥有：说出真相的倔强。他们就是无法说谎。他们必须做点什么。

他们的故事能流传下来纯属运气。纳粹德国的许多人都曾经反抗，但绝大多数都在恐怖机器的运转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这个案件中，命运之手把这些档案交给了这个命中注定的作者。

和汉普夫妻一样，《星火》这群人的故事也可能会湮没无闻。《星火》从未在全国流传。也没有人抗议，几乎对政府没有产生任何危害。在中国共产党七八十年的统治下，这只是无数对党无可匹敌的权力进行抗议行为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但这个故事却引起了千万人的关注，这是如何发生的？

和盖世太保手上汉普夫妇的文件不同，共产党关于过去几十年的文件从未公开过，甚至永远都不可能公开。但几十年来，尤其是危机时刻，文件从国家机器泄露出来，让公众窥见那些被抹去的历史。其中一段时期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共产党试图纠正那些毛时代的冤假错案。有一些受害者和家属被允许调阅他们的案卷。其中就有谭蝉雪，那个参与了杂志的年轻姑娘，她在劳改营里度过了十四年。

当她阅读自己的案卷时，她发现警察记录了一切。包括两期完整的《星火》杂志，第二期仅仅是刻在油印机卷筒上的一部分。警察还保留了在审讯折磨下被迫写下的忏悔录。甚至还有张春元被关在和谭蝉雪同一个拘留所时写给她的情书。

谭蝉雪被允许复印这些文件，并以此为蓝本书写自己的回忆录。还有几个幸存者也做了同样的事情。2000年代，地下电影制作人胡杰采访了大部分幸存者，在2013年在网上发布了他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星火》。关于这个人群的故事开始传播，江雪就是受众之一。

学生们干这件事纯粹是为了正义，这也决定了很多人会出人意料的出现，帮助人们恢复记忆。王忠义，那个在张春元临死前几天关在一起的流氓犯，被释放后也兑现了当初的诺言，他找到谭蝉雪转告了张春元的遗言。他在2012年网上一篇文章中读到了《星火》的故事。他联络了敦煌研究院找到了谭蝉雪。他告知张春元最后时刻的宣言，谭蝉雪后来在香港发表这些文字。

最戏剧化的故事来自林昭。1979年，北京大学正式撤销了她极右分子的罪名。之后，新华社给她举办了追思活动，因为她曾经是一名记者。审阅林昭案卷的法官在1982年把大部分林昭的文字作品交给她的家人。他没有附上官方的判决书，但包括了用绿线装订并编号的手稿，四本林昭的日记，还有复印的血写家书，林昭用墨水重新誊抄过以便留给后人。

法官是按照自己的美学观念做出的决定。他说自己被林昭的诗打动了，他的家人理应拿回文稿。2000年代初，林昭的朋友编辑了她的作品。他们给血书做了影印并转成pdf文件发到网上。第一批看到这些文稿的异议人士之一是丁子霖，她是天安门屠杀受害者的母亲。丁子霖参加苏州教会学校的校友会，她发现林昭的书信很有启发性，对杀害自己儿子的这个体制有深刻的了解。她之后写道：“这对我的心灵是某种救赎。”（注13）

1980年代，林昭的追随者和家人找到了林昭的骨灰并埋葬在家乡城外的灵岩山下。她的墓地成为了中国人权活动者们最多到访的圣地。每年4月29日是她的忌日，这个地区都会被封锁，其余时间有闭路电视时刻监控。

纪录片电影制片人胡杰再次扮演了关键角色。他在2004年拍摄《寻找林昭的灵魂》，通过采访那些认识林昭的人讲述她的传奇故事。胡杰的电影无法在中国互联网上发布，但一直通过人传人的方式在传播----人们通过U盘私下拷贝。它也发布在外国网站上，比如油管，许多人也通过VPN去观看。通过胡杰，中国的诺贝尔获奖者刘晓波知道了林昭，并对她推崇备至，同样的还有杰出的人权律师许志永，称她是“殉教的圣人、先知，有一颗喜悦灵魂的诗人，自由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注14）

对于知名作家和批评家崔卫平来说，这些来自上个世纪中叶的年轻人，他们试图发现的关键问题是一党统治所固有的----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仅仅十年后就暴露了，显而易见的弊端。他们的故事说明，人们一直在探寻更加自由更加人性的中国。从共产党执政开始，就有许多中国人一直在争取和斗争。

对崔卫平来说，这是电击一般的效应。在他们写下这些文字半个世纪之后再来阅读它们，她意识到自己并不孤单。之前也有人为此奋斗过。问题并不是针对某个群体或者某个时代，而是系统性的。所以当崔卫平读到林昭的文字时，她宣布：“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家谱。”（注15）

pipitang

感谢楼主翻译！这本书写的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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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蚀刻


这些印刷品来自另一个世界：黑白木刻版画，正在死去和已经死去的男女，指出真相的小孩，悲哀、失落以及和平。一件画品是人们正在飞越一片不毛之地。下面有个孩子在啃咬树干。他们是离开尘世的灵魂。

这件艺术作品试图捕捉难以想象的现实，眼下，却有一些人已经见证。艺术家通过和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几百小时的访谈了解到这些故事，这些场景深深印刻在他的心里。把它画出来是让他们得到救赎的唯一方式。

这些都是胡杰的作品。他是著名的地下纪录片制片人，他自学成才，把克洛德朗玆曼的《浩劫》看了一遍又一遍，学会了这位法国电影家用缓慢、耐心的方式拍摄大屠杀，让讲述者自由表达，直到他们自己说出完整的逻辑。

他在著名的三部影片中都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第一部就是《寻找林昭的灵魂》。他听过林昭的故事，也被她的爱情打动。拍摄过程是令人吃惊的，在南京东南他的寓所里胡杰这样告诉我。他出生于1958年，在毛时代生活了近二十年，但他还是被惊呆了。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在小学时代我们不知道反右运动，甚至到中学也很少了解。相关书籍不允许出版。所以反右运动和大饥荒----我几乎一无所知。当我开始接触这些素材，和林昭的同学交流，他们告诉我很多，每一次我都惊呆了，我意识到我了解的历史完全是被遮蔽的，官方的历史全都是胡说八道。”

在拍摄四年后，他在2004年完成了这部影片。他给很少几个朋友放映了影片，比如地下电影制片人和女性主义者艾晓明，新闻杂志发行人丁冬，影评人崔卫平，基督徒兼小说家余杰，还有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两年后，他完成了《我虽死去》，是一个鳏夫讲述自己妻子怎样被她的学生，北京高中的十几岁少年们杀死。2013年他拍摄了《星火》，是林昭电影的续集，讲述一本杂志的故事。

他还拍摄了许多其他影片，包括几部和艾晓明合作的。但这三部是他的代表作，因为它们最清晰有力，最有影响力，也最表现人文关怀。它们条理清晰却不为外界所知----虽然独立电影发行商dGenerate Films帮助发行了海外版。

在2010年代，胡杰还在继续拍摄。他制作了一部西北女性劳改营的影片。我在本书收尾时曾和他聊过一次，他正在准备一部关于环保主义者的新片。

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这些黑暗的日子里，他也开始绘画和木刻。部分原因是为了给电影制作筹款。他了解共产党如何攻击那些接受外国资金的人们。虽然他完全够格拿到外国的电影津贴和补助，他避免接受任何外部资金的帮助，完全依靠自己的相机和妻子的帮助。她曾长期在银行工作，用自己的收入给他带来稳定的资金。现在她是他的经纪人，帮他销售艺术作品。

这些印刷品来自另一个世界：黑白木刻版画，正在死去和已经死去的男女，指出真相的小孩，悲哀、失落以及和平。一件画品是人们正在飞越一片不毛之地。下面有个孩子在啃咬树干。他们是离开尘世的灵魂。

这件艺术作品试图捕捉难以想象的现实，眼下，却有一些人已经见证。艺术家通过和那个时代的亲历者几百小时的访谈了解到这些故事，这些场景深深印刻在他的心里。把它画出来是让他们得到救赎的唯一方式。

这些都是胡杰的作品。他是著名的地下纪录片制片人，他自学成才，把克洛德朗玆曼的《浩劫》看了一遍又一遍，学会了这位法国电影家用缓慢、耐心的方式拍摄大屠杀，让讲述者自由表达，直到他们自己说出完整的逻辑。

他在自己最出名的三部影片中都采用了同样的方式。第一部就是《寻找林昭的灵魂》。他听过林昭的故事，也被她的爱情打动。拍摄过程是令人吃惊的，在南京市东南角他的寓所里，胡杰这样告诉我。他出生于1958年，在毛时代生活了近二十年，但他还是被惊呆了。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小学时代我们不知道反右运动，甚至到中学也很少了解。相关书籍不允许出版。所以反右运动和大饥荒----我几乎一无所知。当我开始接触这些素材，和林昭的同学交流，他们告诉我很多，每一次我都惊呆了，我意识到我了解的历史完全是被遮蔽的，官方的历史全都是胡说八道。”

他用了四年时间拍摄，在2004年完成了该片。他给很少几个朋友放映了影片，比如地下电影制片人和女性主义者艾晓明，新闻杂志发行人丁冬，影评人崔卫平，基督徒兼小说家余杰，还有未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两年后，他完成了《我虽死去》，是一个鳏夫讲述自己妻子怎样被她的学生，北京高中的十几岁少年们杀死。2013年他拍摄了《星火》，是林昭电影的续集，讲述一本杂志的故事。

他还拍摄了许多其他影片，包括几部和艾晓明合作的。但这三部是他的代表作，因为它们最清晰有力，最有影响力，也最表现人文关怀。它们条理清晰却不为外界所知----虽然独立电影发行商dGenerate Films帮助发行了海外版。

2010年代，胡杰还在继续拍摄。他制作了一部西北女性劳改营的影片。我在本书收尾时曾和他聊过一次，他正在准备一部关于环保主义者的新片。

在2010年代和2020年代这些黑暗的日子里，他也开始绘画和木刻。部分原因是为了给电影制作筹款。他了解共产党如何攻击那些接受外国资金的人们。虽然他完全够格拿到外国的电影津贴和补助，但他避免接受任何外部资金的帮助，完全依靠自己的相机和妻子的帮助。她曾长期在银行工作，用自己的收入给他带来稳定的资金。现在她是他的经纪人，帮他销售艺术作品。

除了木刻版画，他也画油画。有些是关于大饥荒内容的。最令人吃惊的一幅是林昭戴着“猴王帽”（前一章已附图）不让她发声。在南京对他进行几次长时间采访时，我们讨论了他的作品和政府如何阻止他继续工作。最常用的方式之一就是提前联系他的采访对象，警告他们不要跟他见面。不止一次他开车数小时找到曾经热情的采访对象，对方却突然告知“没空”。

他油画和木刻的另一个理由是要填补那个时代的影像空白。我们有很多大屠杀的影像，二十世纪的很多灾难都有影像。文革有大量影像资料因为文革发生在城市，也涉及许多受教育人群，这些人普遍拥有相机。但在五十年代的中国乡村，很少有人有相机。他的艺术作品可以作为这些缺失的文献资料的某种补偿，而影像带来的震动往往比文字要大。

胡杰曾在人民解放军服役，并在1989年到1991年间被送往军队艺术院校深造。那是天安门大屠杀后的灰暗岁月。他从军队复员，搬到了北京北部的圆明园遗址，其他很多艺术家也住在那里。新的概念在地下流传，那种暗中酝酿发酵的情绪和今日不无类似。电影制片人吴文光，稍后本书会介绍此人，刚刚发布他的代表作《流浪北京：失落的梦想家》，粗糙、生涩却超级真实的描绘了被社会抛弃的人群。胡杰的一个好友刚从日本回来，带回一台Super 8摄像机。胡杰把它买下开始自学摄影摄像，胡杰采用粗糙的剪辑方式达成的风格，很容易和政府制作的流畅的影片区别开来。

尽管胡杰拍摄了很多影片，甚至还教出了著名的电影制作人艾晓明，但他和林昭的相遇才真正改变了他的人生。这个年轻姑娘，被基督教的理想燃烧，始终不屈不挠。

胡杰的电影从未在大陆公映，但他努力在见证者死去之前记录这一切。他把自己所有的影片都免费放在油管并放弃了全部版权。从林昭这部影片开始计算，他估计有十几位见证者已经离世。胡杰一直把自己的影片作为留给后来者的讯息：中国还有人没有放弃没有屈服，从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反对者一直都存在。正如他告诉我的：

另一点要说明的是，在那个苦难的时代，暴力肆虐的时代，最骇人听闻的时代，仍有人试图描述正在发生的现实。他们无惧死亡。他们死的悄无声息，我们作为后辈却不知道他们的英雄事迹。我把它看作一个严肃的道德问题。他们为我们而死。如果我们一无所知，那将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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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作为武器的历史

习近平家族有自己的精神谱系。它基于“红色血缘”----那些家庭的父辈曾是建立共和国的成员之一。这些家族中的部分人成为了批评者，因为他们意识到这个体制的先天性缺陷。另一些人比如习近平家族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因为他们更接近权力中心。不但反对批评共产党，他们还变得十分警惕，尊重、保护党的传统，并要继续发扬传统----就是把历史作为控制社会的工具。

和那些出版《星火》杂志的年轻人一样，习近平家族也来自中国的西北。他们曾是陕西省的富裕地主，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生长在二十世纪早期，因为中国的处境而变得激进。他十五岁时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团体而入狱数月。狱中他秘密加入共产党，之后参加了军阀的部队并成为军官。

四年后，也就是1932年，他来到陕北，这里极度贫困，地形崎岖，所以成为共产党最成功的根据地。在这里习仲勋卷入了共产党历史上最重要的战役。它成为党控制历史的样板，在几十年后发展为一场席卷了党内最高领导层的权力斗争。这场斗争葬送了习仲勋成为党的最高层领导的机会，也影响到他的儿子对历史如何书写的看法----历史是有力而危险的工具，可以成就事业，也可能摧毁人生。

1932年习仲勋开始在陕北工作，那里是当时共产党占据的地盘之一。国民党中央政府，正在计划剿灭这些根据地。包括党的中央领导层所在的南部根据地，也包括剿灭党的大部分武装力量。政府军的进攻把党的干部和军队赶得到处逃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在中国最崎岖复杂的地区撤退逃跑。这被称为长征，大约有五千里的行程蜿蜒曲折，部队也从十万多人缩减为八千人。如果不是在陕北的山区找到了庇护，这支军队可能全军覆没。

陕北根据地的首领是颇具个人色彩的当地人刘志丹。他在中国最精英的黄埔军校受训。然后他回到家乡为共产党的革命而战斗。埃德加斯诺在共产主义早期运动的传记《红星照耀中国》里，对刘志丹有这样的描写：“现代罗宾汉，有着山民对富人与生俱来的仇恨；在泥腿子们看来他象征了未来，而地主和放高利贷的人眼中，他就是从天而降的灾星。”（注1）

刘志丹曾经深得人心，是成功的领导人，但那时快要被赶下台了。因为彼时党内派系林立，到处是山头。有一个派系对刘志丹不满，指责他太不守规矩，不光招募穷人参军，还招收各个阶层的成员入伍。他还主张在山区打游击战，而不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作战。这些党内的对手得到上海最高层党组织的支持。他们抓住刘志丹，还有习仲勋，高岗等其他负责人，并对他们的老部下进行了清洗。几百人被逮捕，很多人被草草处决了。当三人被关在监狱时，能听到外面挖坑的声音。守卫告诉他们要把他们一起活埋。

毛泽东到达陕北后救了三个人的命。毛在长征溃败的途中夺取了党的领导权，并指责上海的党中央领导层----这是这些人在反对刘志丹、习仲勋和高岗。毛也许把拯救这三人作为巩固权力的手段，因为在这个完全陌生的地域也的确需要当地的盟友。毛泽东对他们本土适应能力也表示赞赏。他在党内的对手坚持正统的共产主义理念，也就是革命的胜利要依靠动员工人无产阶级，而毛和被囚禁的三人一致，认为农村才是党最丰厚的土壤。作为新上任的党魁，他让抓捕刘志丹、习仲勋和高岗的官员靠边站，并发出指令：“停止行刑！无罪释放。”

毛泽东精于算计，狡猾的使用自己的支持。三个人的档案上仍旧留下了被党内处分过的污点。这意味着他们要仰仗毛的恩赐才能幸存。毛曾经救过他们，但也可以再次毁灭他们。这也让他们称为更有价值的盟友，因为他们会不惜一切取悦毛。

刘志丹被要求带着没有什么战斗力的部队去执行危险的任务。1936年，也许是为了在战场上得到救赎，他在一次毫无希望的东进战役中死去。死人是没有威胁的，刘志丹被奉为烈士。毛泽东任命高岗作为地区的领导，习仲勋是他的副手。

也有人反对这些任命。一些本地官员抱怨说，习仲勋和高岗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无法胜任领导岗位。毛泽东于是借助历史的力量来保住他们的位置。1942年，他召集了所有高层领导的会议，议题就是如何撰写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官方历史。这一版本的历史展示习仲勋、高岗（和刘志丹烈士）如何执行了正确的党制定的路线， 所以他们的对手完全是错误的。这样的历史可以巩固他们的位置。

习仲勋和高岗可以充当马前卒，毛泽东利用他们为自己赢得更多。和之前党的领导者们不同，毛泽东几乎没有接受正规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他从未去莫斯科这个共产主义的诞生之地。他也没有追随正统共产主义的理论，也就是革命的领导者必须是大城市里的工人阶级。像高岗和习仲勋这样的角色，正好可以用来证明毛的理论，一个更加草根的共产主义，而他们的对手就被嘲讽为脱离实际的外国经验。

毛泽东在长征中获取了党的领导权，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但许多人仍旧在质疑他。他们并不相信毛泽东关于动员农民阶级的理论是原创的----刘志丹在自己的山区运动中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也不相信这办法可以长期奏效。毛泽东也没有被共产国际认可为资深领导人，共产国际是莫斯科组织的领导各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机构。也就是说，他虽然实际上是党魁，但缺乏传统意义上的权威和合法性。

许多共产国际看好的候选人也都在延安，他们随时都准备取毛泽东而代之。为了镇压这些潜在对手，毛泽东需要一个关于共产党的权威历史叙事，从1921年建党至今的完整故事。这个叙事会展示早期莫斯科领导阶段的错误，更要宣扬他的领导阶段的英明和正确。可是编撰这样的历史有些冒险。所以毛决定从重写西北根据地的历史开始着手。如果得手，再逐步扩大战果。

西北根据地的分歧被不着痕迹的概括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习仲勋和高岗被誉为坚持了“正确的路线”，而上海帮则是坚持着“错误的路线”----将导致共产党的灭顶之灾。那些追随错误战略的同志不仅仅是好心犯错的个人，而是恶魔。按照毛泽东的西北根据地历史，这些人“人格可鄙”“骇人听闻”，（注5）“准备篡夺党的领导权的党内野心家”。这些中伤诽谤之词通过党的决议传达作为背书。这个决议让这些观点具备了法律效力，成为唯一被认可的历史版本。

毛泽东眼里的世界非黑即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讲兄弟情谊。这种虚张声势的人身攻击成为毛处理党史决议的模板，也成为沿用至今的党内清除异己的模式。它是尖锐并令人不适的，不过这次习仲勋站在成功者一边。

毛泽东接着就启动了更大的项目，目标是他真正担忧的典型人物：38岁但经验丰富的党的前领导人王明。王明代表着毛泽东所憎恶的一切。他曾于二十年代去莫斯科在革命圣地学习四年。他精通俄语，熟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俄文名字，并作为俄共代表在中国的翻译。他曾经在莫斯科建立了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在短暂回国工作后，他再次返回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六年。1937年，共产国际派遣王明回到毛泽东的司令部延安，试图引导这个党。

除开这些光环，王明对毛泽东并没有实质性威胁。他六年前在中国的短暂停留是一场灾难----他曾经被捕入狱，获释是因为国民党从未听说过此人。他也没有展示过真正的领导和组织能力。他在延安被崇拜是因为博学并有长期海外工作经验。但在毛泽东看来，王明是主要对手。王明来延安不久，毛泽东就写了几篇文章针对王明（注6），王明则对毛大加赞誉，试图避免引发强权者的怒火，风波暂时平息了。

1942年，毛泽东再次发起攻击，一场名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清洗。这是对毛的对手们的精准打击，目标是王明但卷入了好几千人。

官方说法，整风运动是为了帮助党员打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扎实基础。这个理由很能站得住脚，因为许多刚来延安的同志对于共产主义和党在过去二十年的斗争知之甚少。党建立了学校来教导艺术家、少数民族、妇女、科学家和党的干部。这些学校传达的关键信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方式就是学习毛泽东的著作。

直到今天，整风运动在中国仍然被描绘成巨大的成功（注7）----事实上的中国式复兴之路的转折点。在官方的叙事中，各路人马汇聚到延安成为一个统一意志的政党，接着就打赢了二战，打败了国民党，带领中国走向振兴。

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了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清洗。很多艺术家和作家是因为战乱而投奔延安寻找乌托邦圣地，现在他们必须和党步调一致。毛泽东的讲话定下了文艺活动的基本规则，今天依然有效：所以的艺术最终都不能脱离政治，必须为党和国家服务。

毛泽东然后对准了真正的目标：党的领导层。大部分党的领导包括王明，都已发表文章或讲话歌颂毛泽东。但毛希望他们发自内心的接受他的观点，一板一眼、亦步亦趋的叙述钦定的党史。毛希望他们不仅要俯首称臣，还要按照他的思想来生活和呼吸。

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党的调查员在毛泽东指挥下打倒或挽救党员干部。他们创造了新词命名这个过程：“办学习班”也就是孤立和打击不同政见者；“批斗会”用来批评继续顽抗的个人；“自我批评”就是实质上的自白和忏悔，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有些是真的，有些是假想的；最终的目标：“思想改造”、（注8）

巨大的压力让参加运动的个人不可能靠喊几句口号就轻松过关。被盯上的干部每天的活动都有人监视。他们的日记本被没收。他们没日没夜的被持续折磨，要求自我忏悔洗清自己。自我批评的检讨写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足够诚恳，通常是承认最隐秘的私生活错误，通常是在紧张到情绪崩溃之后。

洗脑这个词可能太夸张，许多幸存者之后对这个运动都持批评态度。但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造出一个重生者，他会全心全意追随毛泽东。如果将来你三心二意，那么你写下的大量检讨书就会被发掘出来作为摧毁你的武器----这正是许多延安整风运动受害者们的命运，他们在二十五年后的文革期间再次被迫害。

运动真正启动是1943年底的一次会议，毛泽东发动了对王明的全面批判。毛的信徒们控诉王明叛变并勾结国民党，荒诞不经无需证明的指控，特别适合泼脏水诽谤人格。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也出现在批斗会讲台上，她泪水涟涟看着毛泽东，质问他怎么会允许这些野蛮的中伤。（注9）毛泽东面无表情，之后就禁止王明和孟庆树继续参加会议。关键并非要修理王明，而是借他展示毛的权威。如果毛泽东可以对共产国际的模范生为所欲为，那他就可以拿捏任何其他人。

王明和莫斯科的关系密切，所以他和妻子可以轻松过关，尤其当苏共的高级官员给毛泽东打电话要求他宽大处理。王明被迫当众检讨，然后基本淡出了公众的视线。1956年，他和孟庆树去莫斯科养病，从此再没回到中国。

其他人可没那么幸运。有干部的妻子在审查过程中由于长时间审问而死于“精神错乱”。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大部分都被波及，包括未来的总理周恩来。他1943年刚到延安，看完一系列会议纪要，很快就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他写了一堆卑躬屈膝的检讨书，并小心翼翼地跟着毛泽东亦步亦趋。周恩来灵巧的身段让他每次都幸存，并成为毛泽东最有才华和最驯良的代理人。

毛泽东在1945年用党的决议给这次清洗运动结尾。在共产党一百多年的历史上，类似的决议出现了三次。第二次是几十年后，毛泽东已经死了，邓小平要宣告自己的权力。最后一次是2021年习近平为了连任正名。每一次的决议都描绘了一幅卡通电影式的历史来为新的统治者增加合法性。

毛泽东的历史决议是第一份，所以成了一个模板。对这份决议的解读尤为关键。这个文件没有对毛泽东的地位和重要性含糊其辞，而是着重强调他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思想家。它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原则，而“毛泽东思想”是结合了这些欧洲思想家的理论和中国广大农村人口的实际。为了强调这一点，它不需要听从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文件在第一段就说明“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他“英明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决议文件长的令人痛苦----英文翻译版本长达五十页，包括五页密集的尾注----还包括会议纪要，这一阶段年度会议上讨论的逐字稿。毛泽东的原话是他“不辞辛劳的下了很多功夫”（注12），校阅审定七易其稿。

当决议最终在1945年8月通过，它就成了毛泽东的护身符。在他最后三十年的生命中，他大部分时间都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犯下了无数可怕的错误，包括战争、饥荒和混乱。其间他多次因为这些决定受到攻击。但他总能利用党在历史上做出的决议来证明，共产党的历史是由他这样的胜利者来书写的。用一位传记作家的的话来说，就是“魔咒”。（注11，注1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四年后成立，习仲勋成为一颗政治新星。他被提拔成为副总理，带着第二任妻子和全家搬到了北京。他有三个孩子，包括1953年出生的习近平。就在那一年，习仲勋卷入了新朝的第一轮大清洗。

习仲勋在西北根据地的战友高岗（注14），曾经一度是毛泽东最亲密的私交。在陕北受到广泛赞颂，他曾动员士兵和各个行业来支持共产党军队。1949年当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时，高岗就站在他身后。之后高岗担负了支援朝鲜战争后勤物流的职责，并和苏联和北韩联系密切。然后他负责主持中共北方局的工作，成为五位封疆大吏之一。（习仲勋也是其中一人，负责西北局。）

1953年早期，这些地方首脑们奉招进京，准备在新组建的中央政府担任要职。高岗掌管实权部门国家计委，习仲勋则领导中宣部。高岗是毛泽东新的宫廷阴谋的棋子：打击深得人心的党的领导人刘少奇。

刘少奇并非毛泽东的直接对手，和十年前的王明类似，他在党内很有威望。他也是一名资深党员，甚至还写过一本书叫《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和毛泽东在经济工作上意见有分歧。毛泽东想要大干快上跑步进入社会主义，刘少奇则倾向于稳健、分步有序的前进，类似苏联的五年计划，逐步建立重工业和基础设施。

毛泽东最终在1966年的文革中打倒刘少奇，并让他死在了监禁中。不过现在毛泽东只是想拖一下刘少奇的后腿。他鼓动高岗批评刘少奇，攻击刘的一个代理人。高岗猜错了心思，以为毛泽东想要干掉刘少奇，所以他发动了对刘少奇副手的全面进攻。如果刘少奇的副手不忠于革命，那刘少奇自然也就一样。

高岗的攻击引起了反噬。刘少奇是党内最忠诚的官员之一，几乎没有人相信这样的质疑。毛泽东意识到这个运动已经失败所以很快他就抛弃了高岗。

高岗被迫写了冗长的检讨，习仲勋作为他的战友和副手来监督他----毛泽东通过这样的战略部署让习仲勋认识到，他自己也朝不保夕。急于证明自己的忠诚，习仲勋非常严肃的告诉高岗，他必须承认自己煽动了“篡党夺权的阴谋”。高岗意识到承认这个罪名等于给自己判处死刑。他服从了指示，然后试图触电自杀。失败后他又搞到了一瓶安眠药。1954年8月16日晚，在和妻子谈话后，他服药自杀。

习仲勋直面好友的做法让他多活了几年。1956年他成为中共中央委员，之后任国务院副总理。最后惹祸的是一部历史小说。

1950年代晚期，习仲勋在陕西的恩师、杰出的游击战士刘志丹的弟媳李建彤，告诉习仲勋她要写一部大伯哥的小说。（译者注：作者误以为李建彤是刘志丹儿媳，已更正）她请求他的帮助，然而习仲勋拒绝了，解释说这段历史非常复杂。李建彤并没有放弃，而是找了很多老乡给习仲勋施加影响。刘志丹是党的烈士，他早已离世，也从未反对过毛泽东。事实上，毛泽东在党的历史决议中给他戴上了烈士的桂冠。写这样的人物也许不会有什么争议吧？习仲勋最后不情愿的同意了。

三卷本的《刘志丹》在1962年出版后，仅凭摘录的片段，就被立刻封禁了。虽然小说是献给共产党的烈士----没有任何攻击毛泽东或任何对历史决议的质疑----但书中关于陕北老革命根据地的讨论，被认为替已经倒台的高岗涂脂抹粉，也给所有高岗周围的人增添光彩，包括习仲勋。

习仲勋受到严厉批判。他不得不承认用小说替自己吹嘘。他被免去副总理职务，整个清洗运动波及人数令人震惊，两万多人受到牵连，大多数都是老革命根据地的。1965年，习仲勋被迫写了检讨书，被贬到华中一家拖拉机厂担任副厂长。文革一年后就开始了，习仲勋被关押起来。他的家人被拆散，一个女儿自杀。习近平被送到陕西农村当了农民。习仲勋直到1978年才复出，他的事业被历史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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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76年逝世，邓小平通过政变在1978年重掌大权，是时候再通过一个新的历史决议了。第一个决议给毛泽东加冕，让他成为中国共产党一切主张的集大成者。但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依然贫穷落后。毛泽东的乌托邦实验让几乎五千万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其中四千五百万在大饥荒中死去，还有几百万是在各种各样不间断的运动中：斗地主、打右派、文革。中国那少数受教育的群体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前三十年饱受创伤。

即便对于未被灾难波及的人群来说，毛时代的失败也显而易见。毛泽东亲自挑选的接班人被关进了监狱，从人民公社到自给自足，他的大部分经济政策被废除。党正在推行包产到户也就是把土地还给农民，对外开放欢迎外国投资者，建立出口导向的经济体系。

这样的转变得有个说法，但又不能说毛时代是一个失败。毕竟毛泽东还是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的纪念堂和巨幅画像仍在统治天安门广场。唯一能自圆其说的办法就是一个新版的历史，既能似是而非的解释这一切的原因，又不让党太过难堪。所以邓小平承担了新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不但加强对权力的掌控，还能定下未来几十年的基调。

理解这些决议的重要性需要理解中国政治的一个关键层面。理论上的民主制度，是让社会通过宪法和法律实现法制，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决定是否通过相关法律。中国可不一样，用前中国政府顾问吴国光的话说，共产党治国是“文献政治”。（注15）

意思是一群领导人，或者是一个权力掌握者，如毛泽东、邓小平或习近平，通过提交文件来宣示权威，而其他人则必须表示接受。这可以是由党控制的人大通过相关法律，然后成为加诸大众的规则。更常见的是，尤其针对关键的意识形态问题、概念，通常是通告、决议和白皮书。起草和审订这些文件要花很长时间，也有很多政治妥协，但结果是党内大多数派别达成了某种共识。一旦正式发布，这些文件就成为领导人治理国家的路标。

这正是邓小平在1981年的目标。（注16）他试图把自己的意志通过一个历史决议施加于党，决议如同宪法或原则声明，说明共产党如何走到现在，又如何塑造未来。它和毛泽东在1945年的决议类似，但对邓小平要更复杂一点。毛彼时已成为绝对领导人，清洗了所有潜在对手。邓小平还得一边应付那些仍旧支持毛泽东和那些明显反对他的人，一边开启新的时代。

邓小平组织了一个委员会来起草这个报告，他有三个明确的指示：毛泽东仍旧是值得尊敬的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要对过去三十年的经验和教训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放下之前的争议党才能继续前进。

初稿起草完成后，邓小平大怒，认为对毛泽东晚年的冒进笔墨过多。包括发动红卫兵，清除党内同僚，扶植江青上台。政府中的每一个人都亲历了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很多人深受其害，所以这一版初稿很难淡化这些批评意见。事实上，1980年夏天的北京，这些观点深入人心，甚至有谣言认为一场去毛泽东化的运动正在酝酿中。

邓小平要挽救毛泽东的地位。邓小平自己的儿子也在文革时被推下--或者跳下--大学楼房，留下终身残疾。邓小平自己也被清洗和羞辱。但他力主为了党的未来必须赦免毛泽东。苏联可以去斯大林化而无损他们建国者列宁的名誉，而毛泽东是列宁和斯大林一体化的人物。党需要继承毛泽东的一些核心元素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性。否则，如果承认国父带领国家走向一个又一个灾难，党的统治合法性何在？

为了平息谣言，邓小平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Oriana Fallaci）的采访（注17）。她向邓小平提了许多尖锐的问题，比如为何所有的坏事都是四人帮干的----毛泽东的妻子和其他三个同伙----谁推动了文革中那些激进的政策？毛泽东是否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邓小平轻巧的招架她的提问，反复重申将会出现在决议中的标准答案：“他的贡献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

1980年9月，新版的文件稿得到邓小平的批准，被下发给全国四千多高级干部讨论。接着是五千六百名代表的第二轮审议，提出了超过一千多条意见。

讨论热火朝天，许多人反对邓小平和稀泥的立场。许多人对决议中对大饥荒的评论表示愤怒，把大饥荒轻描淡写为“给国家和任命带来严重的损失。”许多干部二十年前就在那些省份，亲历了大饥荒的残酷。他们认为应该实事求是，这是一场造成千万人丧生的灾难。还有许多人评论对毛泽东的评价令人费解、毫无逻辑也看不懂。
最后，邓小平只能增加对毛泽东和他挑选的继承人华国锋的批判。但他守住了不搞全面批判的底线。他曾对亲近的伙伴说：“抹黑毛泽东同志.........就意味着抹黑我们党和国家。”（注18）

这份决议为邓小平的主要目标奠定了基础：强化对权力掌控。1981年6月举行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这份决议。全会还对党的最高领导层进行了调整。毛泽东的继任者华国锋靠边站，邓小平选中的胡耀邦成为领导人，邓小平自己控制中央军委。

习近平的父亲也在新时代复出。1962年被边缘化后，直到1978年习仲勋才重返政治舞台。邓小平让他去南方充当经济改革的先锋，这场改革很快便席卷全国。历史决议通过后，邓小平把习仲勋召回中央----习仲勋在几乎二十年后终于回到了首都权力中心。

习仲勋长期休眠意味着他的年龄已经不适合继续走上更加核心的位置。在北京换了几次位子后，习仲勋在1988年退休，这年他七十五岁。退下来后，他成为党的守护神，以更诚实的态度对待党充满争议的过去。比如他非常支持特立独行的著名历史杂志《炎黄春秋》。该杂志常年发表各种文章，质疑解放军宣传的各种英雄和壮举，毛泽东身边被清洗的伙伴写的回忆录，曝光农村地区失误的政策。习仲勋赞成这样直面历史，为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的不错。”多年来，杂志一直把题词印在封面上，作为对抗审查的盾牌。

那个时代催生了中国地下历史最优秀的作品，包括至今仍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对毛泽东延安时期最铁面无私的揭露，作者是被迫害的历史学家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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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注19）

高华生于1954年，用那个时代的话讲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意思是所有人和所有事情都有了新的开端----包括这个国家，也被称为新中国。旧社会有阶级之分：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工人。现在，社会主义红旗下人人平等。

在现实中，高华和其他千百万人一样都是新的阶级----有政治问题而不可触碰的种姓。他父亲曾是共产党潜伏敌后的地下报务员（注20）。从政治上讲，高华应该和比他早出生一年的习近平一样----具有“红色血统”或者是“红二代”。实际上，共产党异常不信任这些从事地下工作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几乎都被指控和国民党合作----否则，用党一贯的阴谋论和怀疑论的思维定式，这些人是怎么幸存下来的？党最喜欢的是远离前线的干部，比如长期在延安工作的，在战争期间对毛泽东唯命是从的。高华的父亲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成为靶子。他被打成右派坐了几年牢。高华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要和母亲坐着长途汽车去监狱看父亲，本就艰难的日子因为大饥荒而更糟。

1963年高华考入南京外国语学校，却因为共产党所说的“阶级背景”而被拒。即便他进入了普通的学校，父亲的境遇也反复让他陷入困境，老师有意把他和其他同学分开。三年后文革开始，高华听到父亲对母亲说自己可能会被打死。父亲逃离南京投奔了北方几百公里外的山东亲戚。很快，高华就目睹父亲的通缉令贴在自家周围的墙上。

高华长大后，他开始把家庭的厄运和二十多年前的事件联系起来：延安整风运动。他曾经在毛泽东选集中读过一些相关内容。文革爆发后，他学校的干部和市政府的官员被打倒，他们在延安整风中自己承认的罪行被再次披露。十几岁的高华似懂非懂，但那听起来是一场严酷的事件。在他年轻的头脑里，这一时刻成为席卷他一生的暴力革命的关键。直觉告诉他，延安的暴力似乎是党的原罪，如果没有暴力和胁迫，那么这一切扭曲都不会发生。

他亲眼目睹的残忍让人变得麻木不仁。有一个案子他始终记得。他有两个同班同学是兄妹，和他们的父母住在小破房子里。父亲是反革命分子被禁止参加任何工作。母亲是普通的劳动阶级。家里很穷也一直被羞辱。有一天，母亲崩溃了撕掉了一张毛泽东画像，还诅咒他。她被逮捕并判处死刑。学校里所有人，包括高华，她的两个孩子，她的丈夫都被要求站在路上，看着她被五花大绑送往刑场。“这被称为‘受教育’，”高华之后讥讽道。

家是他的避难所。高华不够格当红卫兵，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上。母亲因为害怕把家中的藏书全烧了，他抢救了几本珍贵的书籍，包括杨绛翻译的十八世纪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普希金诗选，唐诗三百首。高华如此回忆年轻时代，“这些书籍给我温暖，让我在一个黑暗漫长的隧道里找到光亮。”

他对中国命运的理解飞速增长多亏了一位老邻居的支持。在高华住所附近有一个仓库，锁着几千册没收的图书。善良的看守让高华和他另一个朋友借书回去阅读。他们小心的挑选几本书，藏在背包里带回家。下周再去继续借阅。高华读了几百上千的禁书，包括丁玲的小说，王实味的短文，这两人二十五年前都在延安被毛泽东清洗。

在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后，高考恢复高校重新开始招生，政审被废除。1978年，二十四岁的高华考入了一流高校南京大学。从那时起他认识到自己喜欢历史，也开始集中研究延安时期的历史。他开始收集回忆录，报纸，文件和各种档案。

他经常参加各种讲座，学习如何积累才能成为历史学家。他受到了启发----他自认为是“被鼓动”----当他听了一个讲座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在这封信中，两千多年前的伟大历史学家解释了自己完成著作的动机。不管自己是否被阉割，他都决心把这本神圣的著作写完。从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那本他从母亲的火堆中抢救的书----他想起了范文澜在书中的警示，真正的历史学家必须“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

结果，他坐了两个十年的冷板凳。他用了二十年时间，在2000年发表了自己那本近九百页的经典大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1930-45》。红太阳就是毛泽东，高华用严谨的文风揭示了毛泽东如何通过一次又一次残酷的清洗来提升自己的地位----这也是党在执政后运作的样板。

在书的后记中，高华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动机和研究方法。他无法获得官方文献资料，从一开始，他的研究课题就过于敏感，也不会准许他接触政府文件。他申请的研究基金多次被拒，评职称被推迟，去其他高校的机会也无法得到批准。所有资料和复印都靠自己普通讲师微薄的薪金。和海外的历史学家不同，他没有研究生帮他跑腿，除了课时费没有任何其他奖金，也没有世界级的学术研究图书馆，更没有同行评审的刊物帮他打磨思路。

他对外国学者很熟悉，也从多次去香港的学习中获益，在那里他可以使用大学服务中心（注21），这个传奇宝库有海量来自中国的图书和文件。他意识到海外的作者们，尤其是对毛泽东屈膝的上一代人，他们没有认识到毛泽东才是这个党依赖暴力和压迫的源头和中心。很多人也没有追溯到真正的源头。有人认为是从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开始犯错误。没人敢承认延安时期就出了问题，要么是他们没发现，要么是他们不想表现得那么反共。

高华继续自我学习，建构起自己的报纸和回忆录的文库，有时很不完整或者各种歪曲。他没有落入任何传统轨道----既不用顺着中国被许可的政治化的历史图景，也不追随海外常规的研究方向----他按照自己的方式得出原创性的推论，现在也被业界完全认可。

他在自己狭小的公寓厨房的桌子上写作，不停的抽烟喝茶，九十年代随着他研究作品逐步发表，他开始声名卓著。后来，人们带着朝圣的心态去南京拜访他，这位现代司马迁，为了书写这部颠覆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反传统著作，他接受了自己的贫困和边缘化。把《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称为中国在共产主义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作品，这绝非夸大其词。

十年后，高华死于肺癌，年仅五十八岁。他的早逝剥夺了他继续研究的机会，他的朋友们说，他本来正在研究延安之后，毛泽东完全取得掌控后的1949年的历史。

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生的研究工作已经完成了。他的著作刺破了共产党的建国神话----党的源起是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们的兄弟同盟，他们为了拯救中国而奋斗牺牲。取而代之的，他展示了一群野心家们，他们争吵不休，最后被毛泽东欺凌和摆布。2000年，虽然在大陆被禁止，高华的著作仍然得以在香港中文大学成功发行，并持续再版了二十二次。它被翻译成英文并发布在互联网上。今天，任何共产党史的研究人员，无论中外，都必须读一读高华。

成书不易，是一项密集、漫长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高华假设读者们认识许多只出现在书中某个片段的人物；所以他没有给出太多背景知识，而是聚焦在毛泽东这个人物上。他的成就是史无前例的，是对延安神话的改写，也对整个共产主义体系打上了问号。这是一个中国历史学者，并在大陆进行研究工作，在党最神圣的土地上挑战党。

正是这样一些著作推动着党和地下历史学家们当代的战役。习仲勋认为共产党的历史虽然满目疮痍，仍然应该如实陈述，他的儿子却不这么想。习近平从他的家族教训中体会到，他父亲是历史的受害者，他必须是历史的掌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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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作为神话的历史


如果现在去延安，你会觉得像是几十年前造访威廉斯堡殖民地（注1）。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这座开放式博物馆建于1930年代，用迪斯尼式的想象还原十八世纪的历史风貌----对称的外墙，粉彩的色调，绿树成荫的街道，意在象征美国独立革命的建国理想。几十年来，这里是到访美国的皇室成员、国家首脑必游之地，也是很多家庭旅行者为了体验爱国历史的首选。后来人们发现威廉斯堡的过去其实颇有争议，它的经济建立在奴隶贸易基础之上，这样的美学价值就变得混沌。尽管费了很大劲去澄清，现在的游客也只有1984年鼎盛时期每年一百一十万人的一半。2020年初，整个园区被裁员、领导层动荡和与时代脱节的整体感觉所困扰。

延安可没有这些烦恼。这个城市蜂拥而至的游客基本都是政府出钱的公费旅行团，目的就是体验早期共产主义革命的光辉岁月。游客们身穿演出用的红军制服在镰刀斧头的板报前合影，参观毛泽东和其他高级领导人曾居住的窑洞。孩子们骑在马上挥动玩具手枪。2021年，中国最大的地产开发商大连万达集团，在此兴建了共产主义主题公园（注2），里面的吉祥物穿着军人服装，有旅游纪念品商店，还有视频游戏机，孩子们可以坐在玩具重机枪后面，把屏幕上红军的敌人都打翻。

在延安地区六个县范围内，政府认定了四百四十五个纪念遗址，兴建了三座博物馆（注3）。2019年也就是疫情导致旅游暂停的一年前，四千零二万游客到访过延安，给当地旅游业创造了六百二十亿的年产值。

几乎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理想化的追忆之地（注4），只不过中国因为缺乏批评的声音而不够平衡。没人质疑这种乡愁引发的民族主义，“红色旅游”（注5）成为遍布全国的现象，有三万六千多个革命圣地遍地开花。有的很小，可能仅仅是某个村庄里某块牌匾，但有一千六百多个是纪念馆或博物馆。许多地方格外积极，超过三分之一的纪念馆每周都有大规模活动。党的说法是这些都是“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政府统计显示2021年有超过八十四万次活动，参与者成立了一百四十多万个学习小组。

红色之旅有时被描绘成一种奇特的好奇----探访毛泽东的窑洞吃窝窝头！但对政府来说这项工作很重要，也体现了政府的投资方向。驱动这些行为的信念是，共产党的历史版本不仅对领导层至关重要，对每个人都很重要，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中叶和邓小平在世纪末都采用了同样的方法。现在，这一类灌输历史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目标就是让新一代人把共产党的史观内化为自己的，正如1940年代党的干部在延安所做的那样。那个时候，国家的手段是强制----尤其对固执且独立的历史学家们----而现在的运动依靠教科书、社交算法和日常生活模式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中，这个独裁国家对控制历史已经上瘾了。

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前，他就已经认定历史是让党长期生存的关键。2010年7月，政府召集全国范围内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专家开会。为了彰显会议的规格，政府决定用人民大会堂开会----这是一个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巨大的斯大林式建筑。胡锦涛到场致辞，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注6），那时他已经被定为胡锦涛的下一任。他圈定了一个五点计划来宣扬党的历史，包括“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还有党执政是“历史的选择”。习近平说，尤其对于年轻人，要他们感恩党的伟大传承和领袖们的英雄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诋毁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习近平的发言对象并非是会议中的常规学者，而是庞大政府机构中的代表们，他们的工作就是书写历史。这个官僚机构的人数很难计算，保守估计是上万人。以2010年代为例，政府机关党中央研究办公室，管理着两千八百三十六个政府机构，人数约一万七千人。（注7）

除了中央一级，还有复杂的省市县档案馆，加上几千个地方志办公室，记录国有企业、大学、宗教组织和大型媒体的编年史。所有这些机构的雇员都接受共产党领导，并由党批准录用。他们的工作就是编写历史，组织收集资料，删除敏感材料，组织展览，帮助出版教科书。正是这些机构的代表们2010年聚集北京开会，并收到了习近平的指示。

两年后，习近平在天安门广场另一侧的国家博物馆出现，作为党的总书记首次公开亮相。和大会堂类似的是，国博也是1950年代兴建的斯大林式巨型建筑体，它严肃冷峻的线条为全国的文化机构设定了意识形态的基调。国博的常设基本陈列“复兴之路”，是中国共产党如何带领中国走向民族救亡的展览。习近平带着其他六名常委参观了展览，就是这几个人在管理中国。在这里他公开发表自己最著名的词句：“中国梦”，他定义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说，这个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离我们更近，因为这个国家从历史中吸取了教训。（注8）

中国的复兴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实现，所以必须远离习近平眼中最大的敌人：缺乏自信。在当年和高级干部的谈话中，习近平如此评价1991年苏联的垮台（注10）----那是一个让中国领导人十分不安的事件。对邓小平来说，垮台背后的原因是经济，所以刺激他实施了1990年代一轮新的改革。对习近平来说，苏联帝国倒下是因为再没人相信这一套意识形态。人们开始怀疑它的成就。独立人权组织如“记忆社会”揭露了许多斯大林时期的暴行，莫斯科的领导人却对此不闻不问。习近平说道：

“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动摇了.........最后只要戈尔巴乔夫轻飘飘宣布苏共解散，这个伟大的政党就消失了.........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没有人出来抗争。”（注9）

这条消息习近平在最初十年执政期间不断重复。苏联的垮台是因为领导人允许其他版本的历史生根发芽。最新版本是某些新出的书籍和视频，责怪更早期的领导人。不但戈尔巴乔夫要负责任，1950年代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运动更是祸根。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和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也把去斯大林运动视为溃败、危及合法性的认错，压根就不应该发生。中国这个共产党最后的堡垒，绝不可以重蹈覆辙。

习近平的首次发言更像一种展望，而不是可操作的方案，但这样的愿景很快变成了现实。2013年刚开始，各种新闻报道遍地开花，共产党员必须防范种种邪门歪道，比如宪政化，公民社会，言论自由，普世价值，还有历史虚无主义。这些禁忌话题（注16）被总结集中成一个政府文件《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又称为九号文件（注11）。文件在2013年中由中央办公厅发布，这个机构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信息中心，对全国上万个党委办公室发布指令。在这个“文件政治”治国的地方，这个文本具备了实际的法律效力。也就意味着这些话题不可以在媒体甚至大学里讨论。

最有趣的就是“历史虚无主义”的问题。文件对该词的解释：“拒绝承认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其实就是拒绝党的历史观，否认毛泽东的重要性。“通过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新中国的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妄图从根本上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功绩，等同于否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政治统治的合法性。”

为了防止不同历史版本的散播，政府在2014年禁止从香港带入政治书籍（注12）。之前，中国游客都会在香港买一些中国无法出版的图书，放在行李箱中带回来。机场和海关开始扫描行李，特别是香港返回的航班，没收走私的印刷品。

这样的运动在2016年加快了步伐，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刊物《求是》（注13）对自己的读者也就是广大党员宣扬，外国人质疑党的历史是为了阻止中国崛起。中国以前就足够强大，可以抗击外国侵略，所以不管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绝不允许挑战党的合法性：“现在无论什么武器都不能阻止中国崛起，海内外的敌对势力选择了历史虚无主义作为逐步推进的策略。”

头号目标就是《炎黄春秋》，习近平的父亲曾经题过词的杂志，不同版本历史的传播者。它的另一个支持者是李锐，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私人秘书。这些高层的赞助人保护了杂志，得以一直发表关键事件的内幕。但这些人无法对抗习近平的运动。2016年，杂志主编被停职，网上的期刊存档被删除。

晚些时候，期刊的一位主编被卷入法律诉讼，被指控造谣污蔑共产党。洪振快曾经写了短文质疑“狼牙山五壮士”（注14），这是二战时期共产党员的传奇。按照政府的版本，红军战士在狼牙山和人数远超自身的日本军队战斗，这是北京西南部一个犬牙交错险峻的山岭。他们弹药用完跳下了悬崖，但奇迹般生还。

洪振快在《炎黄春秋》写了一篇文章，认为这个故事与历史记录不符，和真实地理也不符，他判断如果跳崖绝不可能活下来。他认为他们可能从小路逃脱。烈士家属起诉洪振快，法院认定他的研究损害了战士的“历史形象和精神价值。”

感谢几十年不断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党都不需要自己对洪振快动手。依靠公众的怒火，加上中国网络管理员依靠读者们举报历史虚无主义的案件，这个部门叫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注15）。它设置了一个专门的网站，还有举报热线。当局称可以举报的包括“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人，侮辱烈士或英雄，否定传统文化。

同一年，它列举了对历史提出主张的具体实例----大部分都有正牌的历史学家支持----必须被查禁，例如：

• 狼牙山英雄们是溜走不是跳崖
  
• 毛泽东的首席代笔胡乔木，才是那首最著名的《沁园春 雪》的作者
  
• 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死于韩战是因为他做蛋炒饭暴露了自己的位置
  
• 党最著名的英雄雷锋的日记是伪造的
  
• 长征的实际距离比官方声称的要少得多
  
• 红军避免和日军正面交锋
  
• 党的血腥土改运动是一个错误，至少是过于暴力
  
• 美国在五十年代从未计划入侵中国，所以中国卷入韩战并不是为了自保
  

其中一些情节显得很琐碎----毛泽东儿子的死因很重要么？长征走了多远很重要么？但在中国共产党创造出来的世界里，这些都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讨论都会挑战最关键的信条，就是为何中国共产党在统治中国。如果共产主义英雄们并不成立，如果毛泽东不是天才诗人和思想家，如果红军并没有真心抗日，甚至党的党的基础行动比如土改都是一个残忍的错误-----那么党的统治合法性在哪里？

这些动作只是更广泛的扩大党对历史控制的系列努力的一部分，所以不仅要粉碎异议，而是要完全掌控意识形态领域。如果说过去党对少数历史异议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例如容许《炎黄春秋》这样的杂志办下去----现在党就要睁大双眼。结果就是要对历史的垄断。

所有这些在习近平有了自己版本的党内决议后达到了高潮----这是自邓小平1981年版和毛泽东1945年版后的首次决议。2021年习近平有个讲话对决议进行解释，习近平明白无误的表示自己绝不会追究党在毛泽东时代犯下的错误。他说，1945年和1981年的决议已经处理了这些遗留的时代问题，他的新版决议会回顾四十年并给未来定调。

虽然改开几十年在决议中被大量忽略，但有一个最棘手的麻烦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屠杀。它是如此晦涩的被描述的：

由于国际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支持和煽动，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导致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党和政府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注18）

决议没有提及邓小平如何不得不抛弃自己亲手挑选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北京市中心的示威游行受到海外势力的支持，这样的表述也是不准确的----外国政府完全蒙在鼓里。事实上，美国等国家也急于掩饰这个事件，所以很快就和中国恢复了高层接触。

其他各种危机都同样被遗漏了。决议没有提及1999年对法轮功的镇压，还有2000年北京市区反复出现的抗议活动，包括自焚和记录在册的看守所内死亡。决议还说明党“战胜”了自然灾害，比如2008年汶川地震，而事实却是贪腐造成大量偷工减料的建筑带走了千万条生命。还有SARS疫情，政府在前几个月一直试图掩盖真相。在前一版决议中，这些早年的危机事件至少会隐晦的提及，新版决议彰显了新任领导人巩固权力的决心。

习近平对批评前任变得更加谨慎。他说2010年代中国遭受了“不平衡和不充分的发展”，阻碍了“人民日益增长的更高生活水平的需求”。换句话说，贫富差距的增大变得不可持续，党要回撤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走出去的政策。这也更加能理解习近平对私营企业和市场力量的敌意和发展国有企业的关注。

最要命的是决议对上一届政府关于腐败的甩锅：

同时，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

决议继续说明在习近平领导下的党以“历史主动精神”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意味着更好的自我管理，也就是无需外部力量比如媒体和独立司法来监督政府官员。

和抨击前任相比，让习近平更感兴趣的是他自己在解释决议时所说的（注17），“让党重现辉煌，让人们感谢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丰功伟绩。”所以决议三分之二的篇幅都聚焦在习近平执政的头十年，中国如何变得愈发强大。

要看一看这种历史的迷思在基层的作用，可以观察上海西部的一个寺庙群。从1990年代开始，我就一直在研究曾一度规模非常大的道教建筑群，这个小城是句容。（注19）一方面，我查询的政府记录显示在二十世纪早期到中期建筑被毁坏，然后几十年后又被重建。新华社的一名记者安排我联系上句容县政府的机构。

第二天我应邀来到政府的档案馆。句容位于南京附近，是县级市，人口大约六十万，占全国人口百分之零点五，档案馆有十名工作人员。一些人处理日常事务，比如发放出生和死亡证明。但在我去的那天，几乎所有人都在忙同一件事，就是编纂新版的地方志，还有地名录。档案馆的领导告诉我，上次地方志是1998年编修的，他们正在做一个新版本，包括寺庙的历史，它会成为地方教科书和历史的唯一出处，包括游客导游手册的内容和学校里学生的课本。

每一个寺庙、清真寺、教堂都可以印刷自己的小册子，但他们必须使用官方钦定的历史内容。哪些内容可以展示，哪些内容必须屏蔽，这样就限定了公众对当地宗教生活的认知。当然，不光是宗教生活如此，所有关于历史的内容都一样：政治、农业、工业、文化、贸易。一切都经过党的再加工。

我们走过办公室来到一个人桌前，他负责的章节是本县所有的宗教组织。他和本地宗教领袖们开会，从各处收集资料，现在正在汇总写作这一章的定稿。官员告诉我，在每个章节定稿前，当地党委和政府负责官员会成立一个编辑委员会负责审稿。因为之前已经审过多次，所以最后的改动不大，他可以现在就给我一份复印件。

我一到家，就迫不及待阅读道教道观的章节。这个建筑群曾有几百座道观----它们源自同宗，形成了一个分布在几个山头和山谷中一个巨大的道观群，称为茅山。历史上，这里是中国最重要的道教中心之一，曾办有宗教学校。所以此地的历史很重要，相当于欧洲大天主教历史那么重要。我急于探究它的过去。

我在当地搞口述史调查的时候就了解到，这个道观群在日本入侵时期受到的损失很小。日本人放火烧毁了几座道观，是因为共产党游击队在那里藏身。大多数道观毫发无伤很快就重操旧业，在日占时期一直开张。真正毁灭性打击发生在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把木质结构的道观烧成了白地，还把石质基座挖起来（注20），统统推下山。茅山道观的故事是一个重要的例证，共产主义国家如何打击宗教、摧毁价值连城的文化古迹----这是一个自我文化灭绝的过程，已经抹去了很多古老中华文明的存在痕迹。

我还阅读了1998年以来甚至更早的地方志（注21），里面约略会提到这些往事。曾有记录显示1940年代各种宗教活动在道观进行，之后道观被“极端分子”毁坏。细节模糊一带而过，但还能看出发生了什么。 新版地方志连这些都不见了。日本侵略者毁坏了道观，1990年代被重建。这就是新版的表述。

早年的地方志更加直白，这肯定不是巧合。它们发行的日期距离建筑被毁的时代更近，所以更准确详实。也许是因为许多目击证人尚且健在，如果黑白颠倒来洗地可能被揭穿。1980年代和1990年代，这些地方志发行的年代比如今要开放。但我仍然感到震惊，新版地方志竟然完全省略了文化大革命的罪行。

句容的地方史只是2021年将会发生的事情的先兆，党在那一年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书中关于早期各种灾难的描述几乎完全消失。通常来说，离事件发生的时间越久，就越无需遮掩真相，对事件的讨论也可以更加直接，这书完全相反。在中国，时间距离导致历史被剥离为党认可的漫画。